失去比尔的第五天 (第3/5页)

“D什么？”我问。

“布里太太，是三个字母，D—N—A。别问我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每个现代人的DNA都可以追溯到一个非洲女人，也许是三个。好消息是，我们全都是一家人。坏消息也是，我们全都是一家人。”这是他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所有这些战争，历史上一切乌七八糟的事件，由于差别而引起的仇恨，还有彼此之间的畏惧，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搞得错综复杂，全都是穷极无聊的荒唐事。美国并不是不同种族的大熔炉，而是一个大家庭展示自己众多面孔的舞台。阿拉伯人就是犹太人，英国人就是爱尔兰人，德国人就是法国人，这真是一出精彩的大灾难，不是吗？这是我们这辈子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事情。”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的船渐渐驶入纽黑文港时，我站在甲板上，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从陆地上飘来一股气息，那是美国的气息，那气息让人浮想联翩，让人不可捉摸，其中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的心。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到达美国的时候，我就对那片土地产生了一种怀恋之情，我不知道这种情绪还能用别的什么字眼儿来形容。我仿佛曾经去过那里，离开之后，历经一段漫长的旅行又回归旧地。几天的航行生活让我们俩一身疲惫，无精打采，因为我们刚刚驶离南海堤的臂弯，塔格就晕船了，一路上始终没有恢复常态。横渡大西洋对他来说是个折磨，而我的脑海里则走马灯一般不断映出父亲和两个姐姐的影像，让我难以入眠。我们待在船上一个狭窄的小角落里，塔格虽然身体很不舒服，却仍然对甲板上的每个人戒备心十足，怀疑他们是被派上船来杀掉我们的。此刻，纽黑文这个小小的城市已经隐约可见，一步步靠近我们，他的眼睛对此并不怎么留意，我倒是发现他的目光飞快地向四周扫视，试图判断其他乘客是不紧不慢，还是别有图谋，似乎任何一个穿着系带大衣的男人都有可能在衣服里藏着一把冷冰冰的手枪。

就像是要隆重纪念自己的晕船经历和恐惧心理，塔格在整个旅程中一直没有刮脸，结果他相当成功地留出一蓬红胡子，经过他同意，我用一把借来的剪刀替他大致修剪了一番，好让他看上去不太像是都柏林街道上一个穷困潦倒的民谣歌手。

我们当时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你会在猛然间痛苦地发现，自己在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道旅行。

我们俩都不再是原来的身份。父亲匆匆忙忙用他的公用信笺写了几封信，以备我们将来万一用得着，他在信里把我们说成兄妹俩，名字分别是蒂莫西·卡伦和葛瑞尼·卡伦，可是，他却在轮船的旅客名单里填上了我们的真实姓名，以免使用别名会给我们最终加入美国国籍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样一来，把一切都搞得糊里糊涂。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可以用假身份在美国旅行一段时间，直到事情似乎风平浪静，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以真实身份结婚，可以向移民规划局的局长先生报出真实姓名。跟普通人一样。头上没有打上死刑犯的烙印。

然而，不管是蒂莫西·卡伦还是塔格·布里，我几乎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不管他叫什么名字。

在爱尔兰，直到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那一刻，他始终是塔格。也许是恐惧改变了他，就像农场地底下发生的一场轻微地震改变了河道，造成一口水井干涸，但地面上的风景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变化。此时，我的内心在和一个完全陌生的塔格扭打、搏斗，一想到自己对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竟然就稀里糊涂地和他订了婚，只因为他曾经认识我亲爱的哥哥，曾经给我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只因为他是一个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小伙子，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一阵恐慌。我感觉，自己似乎是把对威利的爱莫名其妙地转移到了塔格身上，也许就是真正的爱情也是个瞎子，听不见，也看不到。

恐惧就像是晕船一样，也许你能把它称作生命眩晕症，那是一种由恐惧——悄无声息蔓延开来的恐惧引起的极度恶心，在你入睡的时候似乎在梦中稍稍有所减退，但在你醒来片刻工夫之后，又潮涌一般回到你身上，开始咬噬你的心，而你只不过想得到人最起码的平静罢了。啃啊，咬啊，用老鼠一般的长牙。如果不改变自己，没人能熬过这种痛苦。相比之下，我和自己身边这个陌生人行走在美国，这点儿恐惧是微不足道的。

当我们坐上开往纽约的火车后，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仿佛美国正在我们眼前匆匆建成，是特意为我们去往那里而设计修建的。这大概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在报纸和女爵士街那家音乐厅的小电影胶片上看见过美国的样子——去音乐厅也是姐姐莫德偷偷带我去的。此时，我眼中的美国是无穷无尽展现在面前的一连串图片——一座座水塔，海滩上那些说不上名字的巨大机器装置，接二连三跃入眼帘、数也数不清的后院和屋舍，火车经过一个个城镇和小城市的边缘地区，看上去残破不堪，这对我来说是另一种惊诧，惊诧于这贫穷破败的景象，虽然我也想到，铁路公司把铁路线铺设在穷人居住区要来得更容易。我大口大口吃着塔格在火车上给我买来的火腿三明治，大口大口喝下让人疑心重重的有些浑浊的水，大口大口吸进微微带有金属气息的空气，大口，大口，大口，就像一条快要干涸而死的鱼。

这个陌生人对我体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