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5/5页)
得知我们社区的孩子几乎都喜欢面馆家的女儿车顺雅的时候，我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了。首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根负责帮我们家提水。我夸他，说他勤快，几个擦鞋的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露出微妙的笑容。宰明哥说，他会白干活儿吗？还不是想多看看顺雅。
你有钱吗？
我这才想起来，公用水龙头附近就是面馆。有一天，宰明哥突然往面馆门上贴了现代剧场正在上映的电影海报，还送了电影票。听老根说，大块隔三岔五就去买面条。宰明哥家里条件好了，不再吃面片汤，而是经常煮面条了。妙顺看出了哥哥们的心思，声泪俱下地说自己也想像顺雅姐姐那样上学。
给我帽子。
我在上学、放学路上，或者在公交车上，都能经常遇见顺雅。有一天我上了公交车，发现顺雅就坐在我前面。她轻轻拉过我的包，放在膝盖上自己的书包上面。我难为情地笑着点头。也许是因为贫民区只有我们两名学生吧，顺雅毫无顾忌地跟我说话：
傍晚时分，我慢悠悠地走向市场，总是会看到胡同口有四五个流里流气的孩子，有的还抽烟。每次走过他们身边，总感觉我的后脑勺像是被什么牵引着似的，忍不住偷偷地回头看。有一次，正在抽烟的孩子说，臭小子，看什么看。还有一次，有个孩子摘掉了我的学生帽。
哎哟，这是北部图书馆的书呢。
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到宰明大哥的？应该是刚刚搬家没几个月的高一暑假。从三岔口大道沿着山坡去往我们社区，在中央路口有个市场，那条路两侧有很多胡同。不仅有胡同，偶尔还有双车道水泥路连接而成的十字路。这样的路口很宽敞，公用水管、公厕和小店铺通常设在这里。通往我们家的十字路口下面有一条左右方向的窄巷，宰明大哥的家就在那条路的尽头。虽然是路尽头，却不是死胡同，那边又有向上的窄胡同，还有用山石砌成的台阶。认识宰明家之前，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条胡同。我通常是在市场帮父母忙完之后，沿着中央路经过公用自来水管道和公厕，再走过拐角处的香烟店，拐入我们家的胡同。
她拿起从我书包里滑出来的书，说道。
我上大学后就没再麻烦父母。来到首尔，我就埋头学习。除了学习，也没什么别的事做，同时我心里还有个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和考入名牌大学的几名校友做了家庭教师，后来索性做了住家教师，于是从家里搬了出来。参军回来后，我也住在外面，后来又出国留学。也就是说，我只在高中前属于我们家的一员。
我很高兴地说：你去过那儿吗？
这辈子都靠笔杆子生活的父亲身体也不方便了，谁都想不到他会帮助母亲做海鲜生意。父亲用母亲卖剩的鱼做起了炸鱼饼。每天从对面豆腐店买来豆腐渣，和着磨碎的鱼肉、淀粉搅拌均匀做成鱼饼，比用面粉做的鱼饼更好吃，营养价值也高。附近贫民区的人们几乎都吃过我们家的鱼饼。父亲研究开发出各种美味的鱼饼，常常因为食材用尽而提前关门。我们家的生意自然而然地从卖鱼转向卖鱼饼。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父亲和母亲就在达谷市场赚钱谋生。出租房变成了我们家自己的房子，还买了像模像样的店铺，我们兄弟也都上了大学。当然，这些加起来还不如中产阶层的一栋房子值钱。
当然了，我也在那儿借过书……
母亲在大路入口处的达谷市场里得到了露天摊位。她也知道卖内衣、内裤在这种贫民区市场赚不到钱。她说卖吃的反而更好，尤其是最累的鲜鱼店会赚钱。起先母亲从东大门水产市场批发海鲜出售，最多也就是批发几箱青花鱼、秋刀鱼、带鱼、冻明太鱼，摆在小小的摊位上，客人来了就收拾好卖出去。家人还在沉睡的凌晨，母亲早早起床去批货。达谷市场活跃起来之后，商人们平摊费用，购置了卡车，进货更多，受苦也少了。从那以后，父亲正式给母亲当起了帮手。
后来我们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下车之后就是市场胡同，我们只能假装不认识。快到站了，我的心越来越急。
离开东大门附近的贫民区，我们搬到了达谷。这里的环境比原来更糟糕。有的是以前住在中浪川和清溪川被赶到这里，有的是因为对面贫民区饱和之后涌过来，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区。公用水管设于胡同外的宽敞空地，很多人家没有厕所，大路边不时出现一两个公厕。我们家有两个房间，廊台前有个窄长的小院。砖墙外面是底下邻居的屋顶和下面的村庄。我们家的位置算是相当不错了，看得见远处的繁华大街。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家有厕所。这里地势较高，直到我高中毕业才安装自来水。我们家的房子很简陋，没有玻璃窗，只有木板门，母亲果断决定，欠债整租下这套房子。
星期五我要去借书，要不要一起去？
来到首尔后，母亲终于发挥出强大的生活能力。她出入东大门市场，也不知道是怎么拉拢的保安，竟然在通道中间占了位置摆起摊，出售内衣、袜子和内裤。我读高一那年，我们家的情况再次变得糟糕。父亲患了脑中风。虽然后来恢复了，可是直到去世，他的左腿都不能正常使用。家境变差，不过除了父亲的事，生计方面倒是可以松口气了。
放学后几点？
父亲的故乡前辈在区政府门前经营代书所，这位前辈是父亲来到首尔后的救命稻草。曾经，他也和父亲一样是乡村的底层公务员。父亲去了代书所，给前辈做助手。这样赚来的钱勉强够父亲自己买酒，和家人吃饭。
四点半左右？
我们在东大门外的贫民区卸下行李，然后以月租的方式租到了两间水泥房。没有院子，推开厨房前面的门，直接就是胡同。两个房间的窗户也都是朝向胡同，房子后面是别人家的墙壁。厨房门边挂着两副钥匙，每副分别有两把，一副是大门钥匙，另一副是厕所钥匙。父母、我和弟弟各自使用。路边有个我们家和邻居共用的厕所。每次去厕所，必须拿着挂在墙上的钥匙到外面才行。正在厕所解手的时候，过路人的呼吸声会从模板缝隙间传进来。那时我年纪虽小，进出厕所时遇到行人也会害羞，更何况大人；尤其是母亲，该是多么别扭啊。
到时候看看再说。
我的父亲在激变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灵山邑事务所辞退了书记职务，原因是收受违规建筑者的贿赂。我不知道那些贿赂对我们家人是否有帮助，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一包烟的程度。也难怪，对于没受过正规教育，只是自学者的他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父亲卖掉了镇上那栋不成样的房子，卖掉了从外婆家继承的五亩田，带着家人来到首尔。搬家之前，父亲在大邱和首尔之间往返了两三次。
图书馆位于我们学校和顺雅的学校之间。六点钟关门，时间来得及。那天很幸运地下起了雨。我故意没带雨伞，就和她共用一把。后来我又见过顺雅几次，高考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约她去市里的中心大街。奇怪的是从那时开始，我和她之间的回忆就连不起来，前后错乱了。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几十年来我们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