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哥哥陈川回忆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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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姥姥的房间里度过了很多时光。我们无所不谈。但姥姥从来不跟我聊文学。据说她年轻时沈从文、巴金等作家都是她的相识。她书橱里最多的是莫泊桑的剧本和笔记。莫泊桑是以短篇小说著名，收藏他剧本和笔记的人一定不多。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笔记。可以想象姥姥年轻时一定很有志向。八十年代出了一些世界“现代”文学。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加缪《陌生人》等。我很想知道姥姥的想法。但每次她都把话题扯开。我只能凭我的感觉猜测；因为我也很少跟人谈艺术。和画家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只谈些技巧和材料上的问题。只有很少几个人，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说你喜欢某某画家吗？我说喜欢，我们之间立刻产生一种同感和默契。我想艺术带有一点宗教的色彩，是我每天早上能够起床的动力。好像一种能量压在我体内。压力越大，我工作的欲望越大。我不知道放出来会是什么东西。我对艺术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我不知道姥姥当时对文学是否有类似的感觉。

记得前几天你带我去蔡上国家吗？我说：记得。她说：他家的那个女人不简单。我当时一心专注在他画的静物里，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女人。蔡上国的景物有法国自然主义的风味。和我们当时受的苏派的教育方法不一样。我随口说：可能是他老婆吧，姥姥说不是的。那个女人不简单，你就不懂了……

有一次姥姥跟我说起她当年从意大利坐游轮到法国的经历。她说坐的是头等舱。她从舱内的窗帘说到家具，从男人的服装讲到女人的服装，说得我目瞪口呆。她又从头等舱的菜单说到奶酪。我知道姥姥喜欢吃奶酪。而奶酪中她最喜欢的是 blue cheese。她说意大利的 blue cheese 叫 Gorgonzola。英国的叫 Stilton。法国的 blue cheese 叫 Roquefort ，比意大利的更鲜。是羊奶做的。正宗的 Roquefort 只有在头等舱的菜单里才有。而只有罗克福儿村的岩洞中发酵的蓝莓干酪才是正宗的。洞里岩石中的天然蓝霉菌使奶酪产生一种特别的鲜味。我当年没吃过奶酪，但还是被她说得口水直流。我想姥姥也把自己说饿了，她走到壁橱里。拿出我们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一小碟红烧五香肉皮。平常为了怕我偷吃，每次都要藏在不同的地方。偶尔跟我分享，我总觉得受宠若惊。肉皮切成小丝。再加上一盘花生。我们一人一双筷子。坐在火炉边……

“是意大利面。 macaroni是卷起来的面。 spaghetti 是普通的长面。烧完后加上奶油和奶酪……”我马上去查字典，把它们一一记了下来。我当时准备出国。

冬天的阳光从地上爬到墙上。墙上的钟嘀嗒嘀嗒地走。时间有若一群小鱼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游过。火炉上的水又开了。我吃着肉皮，想着那只神秘的船在地中海上漂荡。沉思中，我和姥姥，一个在梦想，一个在回忆，一起悄悄地走出了现实。可能我枯寂的现实太平淡了。生活中的 small magic 就变得很有吸引力。恍如萤火虫在昏蒙中闪烁。

“是什么？”

当年出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无论是去美国还是去苏联或者是去古巴，都叫出国。除了中国人就是外国人。我们对境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出国前朋友们给我礼品，出国后可以送人。都说是外国人喜欢的。今天看来这句话有点唯我独尊，也有点愚昧。除了中国以外，好像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当时听上去很自然。对我来说，出国意味着走出现实。只是一种模糊的向往。

姥姥点了支烟说：“spaghetti macaron i vermicelli，你知道是什么？”

几年前，有一次 Narina（娜莉娜）给我发了个短信：Never hesitate to trade your cow with a handful of magic beans.（永远不要犹豫用你的牛去换一把魔豆。）她对我的了解使我暗暗吃惊。我就是那个童话《杰克和魔豆》中的那个傻儿子。

我外公是个非常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家。我妈妈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的时候，翻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拿了点稿费。我公公却说这钱不能收，应该作为团费上交。他从英国回国后，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工作。对祖国一直充满了希望。可以想象他为何会在“文革”时自杀。如果换一个时代和地点，他应该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

出国前我心目中的美国是作家杰克·伦敦。出国前看过一个美国来的画展，好像是在美术馆。主要是 Winslow Homer（温斯洛·荷马）和 Rockwell Kent（罗克韦尔·肯特）的作品。还有一两幅 William Michael Harnett（威廉·迈克尔·哈内尔）的静物。

但没过多久，姥姥房间的火炉上的水开了。她说水开了，要不要来喝茶？泡了茶，我们一人捧着一杯，热烘烘的，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姥姥笑道：“安爸爸（我公公）不会跳舞，当年每次跳舞他都请别人陪我去。后来他买了一本书叫《怎样跳舞》。也就算学过了。他不会游泳，就买了一本书叫《怎样游泳》。也就算学过了。”我的确看到书架里有一本叫《怎样游泳》的书。

出国前妈妈在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上班工作。她的助手叫 Steven，他在我出国前来上海第一医学院合作工作。 Steven的妻子 Michelle当时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她喜欢艺术。问我讨了一张静物。她说我的画使她想起安德鲁·怀斯的作品。他们是朋友。第二次回上海时她给我带了一本怀斯的画册。里面还有他的签名。她说她拿了我的画和一些我的画的照片去看他。她说怀斯喜欢我的画。我怀疑这话是否是真。因为我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不满意。

有一次，我跟姥姥吵架。原因已经记不起来了。吵完后我在亭子间，她从楼上走下来，自言自语，实际上是讲给我听的：第一胎生的就是先天不足。有办法直接生第二胎就好了。我也不让步，一定是被她训出来的：有的第二胎生的作家，快八十岁了还写不出一本书……（姥姥有一个姐姐）。刚脱口我就后悔了。

出国前在美国领事馆看过一个牛仔片叫《原野奇侠》（Shane）。

出国前有段日子里，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在美国。家里只有我和姥姥两个人。可她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据妈妈说，姥姥和她爸爸曾多次在报上刊登断绝父女关系的通告。

出国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姥姥的记性明显下降。她常常一个人站在壁橱里。苦苦思索自己想找的东西是什么。她说：凡是出版社来的人，如果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都叫他们小黄。因为王、汪、黄上海话发音都差不多，几率最高。她的老同事到我们家来常常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自己的名字突然变成了小黄。

“我说你会拿名次的吧。”可是她不晓得，那年比赛，划单人皮艇的只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人在中途翻船。所以我得了第三名。我实在不是一个搞体育的料。

有一天，姥姥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人活得太长了也不好。我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就连你也要走了。”一缕烟从她嘴里出来。从窗缝里飘了出去。烟雾中的姥姥，缩在椅子上，显得又干又小。

“第三名。”

我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号出国的。虹桥路边，春天的田野里覆盖了一片新绿。砖红色的洋房在树林中时隐时现。田园风光像安徒生童话。带有一丝忧愁。我的心仿佛风筝一样，在天上毫无目标地荡漾。路边的树在我耳边有节奏地呼呼闪过，那韵律把我推向远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开始担心起姥姥。后悔自己只说了声再会就离开了。但思索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我和姥姥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和很多亲人的关系都是这样，也可能我们当年的上海人都是这样的。那些感情的话到嘴边就消失了。

这使我想起另外有一次，也是走下黑洞洞的楼梯口，一开门阳光亮得刺眼。姥姥把一块折得像豆腐干一样的牛皮纸塞进我衣服的口袋里。她说：“这是人参的根须。比赛时含在嘴里，保证可以拿名次。”那年我大约十七岁。去杭州西湖参加国家划船比赛。姥姥当时买不起人参，就买了些根须。比赛后回家，姥姥问：“第几名啊？”

多年后我第一次回国，姥姥已经去世了。吴芝麟（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请我在淮海路上的“夜上海”吃饭。吴芝麟在我出国后常去看姥姥，他说姥姥最想的就是我，我知道她会想我的，但是心里还是一酸。

前一阵搬家，发现一盒在我出国那天姥姥给我的画笔。都快四十年了，打开笔盒，还能闻到上海油画笔特有的胶水香味。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想到姥姥了。我的心开始跳了起来。并不是因为那盒笔唤起了我的回忆。而是因为发现自己走到了记忆的边缘而变得警觉起来。当年那漫长的，无所事事的年月，已经被我小心翼翼地埋藏起来。岁月年复一年地盖在上面。即使苦苦思索，也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我拿那盒笔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出国，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在我眼前缠绕的却只是一些琐碎的细节。记得我和姥姥在家门口。那扇门原来是家里的边门。“文革”时客厅里搬进了另外一家人。通往客厅的正门就变成了人家的门了。日子久了，虽然“文革”时期搬进来的人家已经走了。但我们已经用惯了边门，它就成了平时我们进出的门了。那门是猪血色的。中间镶嵌了一条很窄的玻璃。玻璃外有一个铁框。铁框里有一排佛教的图案。也像是希特勒纳粹的图案。进门后有一个“宽敞”的过道。门关着的时候过道总是黑洞洞的。记得出国那天天气非常好。一开门，阳光亮得刺眼。姥姥那只被关节炎折磨得畸形的手，捧着那盒画笔。家门口阴沟的墙缝里有一棵蒲公英，长得又肥又壮充满了生命力。我跟姥姥说：“再会了。”她一面说一面把那盒笔塞进了我的手提包里：“不会再会了。”我看着地上又说了一遍“再会了”。

作者注：这些年来，我和哥哥总是轮流回上海探望父亲，时常在上海共度几天，偶尔会在早饭桌上聊起从前。一次他离开上海前我说，你在飞机上写一点你出国前的事给我看看吧，那时候我已经不在家了。哥哥到洛杉矶后发来这条微信。我分享给二姨后她说，陈川写的东西比你写的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