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子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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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向她透露有关热尼亚的事,她还蒙在鼓里。热尼亚嘱咐他必须守口如瓶,就像对待塞在抽屉底下的那沓色情照片一样,秘而不宣。
S想,我知道这些预言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我需要知道这些只有尘埃落定之后才能明白的预言,而答案揭晓之前,我完全无能为力。有一次,他与丽塔在厨房对饮干邑白兰地(她身穿异国情调的孔雀长袍,脚踏点缀着绒球的柔软拖鞋,她一直是个演员,即使在厨房中),他意识到,自己从不关心未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所看重的是方向、意义和秩序。“是否冥冥中存在某种秩序?”他问丽塔。丽塔叼着烟回答道:“有这么一种秩序,它是你自己设定的。”这样的回答对他而言远远不够。“我说的是,有没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更高更广的秩序?”他问道。“当然了,”丽塔呷了一口从中央委员会特供店买来的干邑白兰地,“当然有了,历史的正义、辩证法、阶级斗争……你装什么糊涂啊?”
他有时会给皮奥特洛夫斯基一瓶香槟或者一袋半公斤的咖啡,但绝不提及此事。他明白,萨斯卡肯帕之行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他可能会遭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说他在与情报人员秘密接头,就算他们都垂垂老矣,也不影响敌特的身份。他们用豆子占卜的方式打掩护,来获取机密数据,占卜算命也可以被视为对抗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活动。
的确如此,热尼亚说得笼统而神秘,但这些预言总能以某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实现。他从不说得清晰明了,只是念叨些细枝末节的、支离破碎的信息。譬如S丢了家门钥匙;又譬如,与汽车有关的某人翻倍了(司机皮奥特洛夫斯基喜得双胞胎);再或者,S不久后会变成蛇(丽塔在下次与S争吵时对他喊道:“你这条冷血的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S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这种巧合有着怎样的潜在规则,而这一切又是如何运转的?这位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心怀抵触地想象着这一切,难道这些豆子的预言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种子?它们必将在日后发芽结果,虽然最终以什么形式出现尚不得而知。豆子作为一类种子,了解其他种子的属性,其中也包括那些尚未发生事件的种子。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渗透与联系。他为自己做出解释,试图自圆其说。正因如此,预言才不能过分清晰,一旦清晰了反而会变得可疑。未来尚未发生,因此难以用语言将它描绘清楚。这便是热尼亚口中的话总是语焉不详的原因。在二月间,甚至可能早在1953年一月底,当老人提及“伟大的死亡会让你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时,S想到了某位远房亲戚以及他的遗产,这就是他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但事后真相大白,这个预言应验在斯大林逝世<a id="jz_4_1" href="#jzyy_1_4"><sup>[4]</sup></a>的事件上。一年后,S从四楼搬到了一楼,并很快开上了那辆黑色豪华轿车,而丽塔也住上了宽敞的公寓,倍感幸福。所以说,一切都在事后才令人恍然大悟,只有时过境迁后再回溯,才能理解热尼亚当初奇怪的陈述。
他再次拜访三姐弟后回到家中,心想:“即便存在着窥破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其实根本不可能,因为时间是按照一条轨迹,在三维空间里从A点向B点运动,现实存在是客观的……客观的……客观的……”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词,因为某个想法稍纵即逝,没有抓住,“因此,如果我们假设未来是可以预见的,就会从中得出一个可怕的事实……”他的精神一下子集中起来,惊恐万分地意识到:“存在一种刚性的、外在的秩序,它不受任何意志影响。我们被比自身更庞大的动力所驱动,而不知道哪些至关重要,哪些无足轻重。为什么丢失公寓钥匙的重要性会低于升迁和出国旅行?是不是皮奥特洛夫斯基那对双胞胎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要低于中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之后席位的变化?而盲目的记忆中曾出现的,丽塔大喊‘你这条冷血的蛇’之类毫无意义的话语,不比斯大林死后的混乱更重要吗?也许真相就是如此,我们并不知道重要性的等级排序,那我们又该如何生活?以什么指明方向?”
关于死亡的预言果真一语成谶。S的上司卡斯普瑞克同志突然染上肺炎,两周时间就撒手人寰。这事发生后,S承认,他的确是个“左派”。他在事后拜访兄妹们时提及了此事。热尼亚感到很高兴,兴奋地重复道:“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
如果未来是无法预测的呢?或许他只是受到了热尼亚的忽悠,就像个懵懂的孩童被疯老头带到了沟里。没有未来,没有跨越时间的惊鸿一瞥,存在的只有当前活动的后续效果,又会如何?那么,一次次跑去萨斯卡肯帕的行为就变成了心理学意义上的仪式,是一种对安全替代品的渴求,和人们跑去教堂的心态如出一辙。而这样的愿景甚至比以前的还要糟糕,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被“此时”和“此地”绑架的人质,成为置身于混沌砧板上的鱼肉,成为别人幻想下的受害者,成为一群盲目狂奔的旅鼠。
热尼亚的手指在不停地挑拣豆子,豆子间摩擦碰撞的脆响听起来十分悦耳。每到此时,S都会想,自己是累了,实在是太累了——最糟糕的是,自己如此拼命还是力有未逮,那些脱不了嫌疑的家伙,以及周边所发生的一切。他彻底放松了身心,阵阵睡意袭来。此时热尼亚拿出一支复写铅笔,在豆子之间的纸上看似随机地画了一些线条,然后开口说话。例如,他会不断重复地说:“停滞,停滞。”或者会说:“你右边有个人,他的想法会让你陷入险境,而且这件事无法规避。你必须要提前弄清楚他的想法,以便见招拆招。你左边有个人生病了,命悬一线。是的,他必死无疑。”“每个人都会死的。”乌尔苏拉夫人不得不补上一句,“信息不够精准,你必须说出他什么时候会死。”热尼亚对这种干扰很是气恼,他低头俯身看着豆子,用力地眨了眨眼。“我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时候,你要是这么聪明,你来啊!”当他们交换意见时,S就在思考“左边那个”姓甚名谁,“右边那个”又是何方神圣。左与右,说的是办公室里所处的方位,还是热尼亚用了某种晦涩的暗喻?谁更“左”,谁更“右”?指的是世界观还是政治倾向,抑或是某种道德上的判断?
他不愿再想下去了。当豪华轿车离开萨斯卡肯帕,回到维斯瓦河彼岸,他强迫自己暂时忘却热尼亚姐弟三人。好几次,在返回波尼亚托夫斯基桥时,他都对自己发誓再也不去见热尼亚了。然而一个星期后,两个星期后,一个月后,他又像伏特加酒瘾上头了一样无法自控,破罐破摔了。所以他对皮奥特洛夫斯基说了一句“萨斯卡肯帕”,便连夜赶往那里,带着同样的绝望:“我这是怎么了?妈的,又来,我到底想怎么样?”
然后,他们在那张铺了纸的圆桌边坐了下来。也就是说,坐下的是S和热尼亚两位男士。两姐妹取来一袋豆子,放在弟弟面前,便坐回沙发上。现在开始了。热尼亚的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他再次搓着干枯的手,双手互压,指骨关节发出一阵让人不舒服的咔咔声。仿佛是向在座的各位声明,他的身体是一堆松散的碎骨头构成的,幸亏有一层薄皮把他们箍在了一起,才不至散架。现在,热尼亚一言不发地将豆子撒在纸上,然后从豆堆中分出了两粒,推到一旁,这个动作重复了很多次,让S看得昏昏欲睡。S的眼前不知不觉间浮现出自己的那间办公室,整日工作的场景历历在目。干燥而闷热的房间、办公桌旁那张波斯地毯上的图案、楼梯上偶遇同事的某张面孔、拿去签字的文件、捧着《横截面》<a id="jz_3_1" href="#jzyy_1_3"><sup>[3]</sup></a>杂志玩填字游戏的丽塔小姐的剪影……脑海中飘过一幅幅画面,他被老人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催眠了。
第二天一早,他又出现在那座大厦里,快步走在一层层宽大的大理石台阶上,盯着自己的脚尖;只有当身穿海蓝色西服的男人们从身边经过时,他才会略微点头致意。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就带着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趴伏在办公桌上,觉得自己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他每天早上都必须激活自己身体上某个特殊部位,才能坚持下来。实际上,他那间美轮美奂的办公室唤醒了他身体中一紧张就打哈欠的反射弧。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感受应该是不可能的,“百无聊赖”和“如坐针毡”,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两种感受。这种奇怪的混合型感受让他在工作开始的头一个小时不停地盗汗,经常不得不更换衬衫(丽塔总会把一件一模一样的衬衫精心叠好,放在他的公文包里)。当然,换衬衫的时候,他一定会关好门,避免引起女秘书的注意,因为她是他最不信任的人。然后过了一会,在一杯干邑白兰地和几根香烟的帮助下,他的灵魂与身体在黑暗中发现了彼此,开始和平相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下来。他怀疑自己劳累过度,患上了神经衰弱。他不断对自己重复道:“会过去的,它自己就能过去。”最终确实挺过去了。
简直没法和热尼亚聊天,事实就是如此,他总会在最不该笑的地方咯咯笑起来,他会突然兴奋地站起来,然后马上又坐下。他短发的刘海让他看起来就像个大男孩,因某种神秘疾病而变得老态龙钟的大男孩。即便如此,S在这里依旧感觉十分自在。饮一杯茶已让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他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还脱下外套,搭在椅子背上,就好像此行是来和老朋友们玩扑克、打桥牌,世界上最寻常的桥牌。当他点燃第一根香烟时,雅德薇嘉夫人递给他一个大水晶烟灰缸,他觉得自己正在经历某种妙不可言的重生过程,仿佛时光倒流,让他成了战争之前的自己——年轻,对未来充满规划;轻松、无拘无束,像个软木塞做的人一样,无论外部境况如何,都能飘飘然置身事外。
等到一身轻松,心绪也已恢复平静,他走到窗前,带着越来越强烈的胜利感,目光瞥向中央委员会大楼楼下那车水马龙的环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简简单单的规则如何引导街道上的交通。也许世界亦是如此——红色和绿色的灯光以微妙的节奏交替出现,在乱哄哄的路口正中,站着一位英武不凡的警察,正在以大天使般的优雅,为人民指示正确的道路。
“外面的情形如何?”热尼亚礼貌性地问道。S答道:“糟透了,但是会好起来的。”他们的谈话通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聊聊天气,谈谈城市里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扯扯在窗台上发了芽却从来没有移栽到园子里的番茄苗。过了一会,乌尔苏拉夫人端来了一壶茶,尽管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茶,但还是需要安静地细品。雅德薇嘉夫人在买来的饼干上撒了糖,摆在盘子里端上来。她用细长的手指把饼干放在盘子里铺开,然而这个动作让大家丧失了食欲。S从来没有尝过一块。在他的印象中,饼干一直都是这几块油酥曲奇饼干,从好几年前就一次一次摆在盘中端上来,等他走后又会藏回那个战前的锡盒子里,直到他下一次来访。
【注释】
雅德薇嘉夫人是个瘦小干枯的老太太,她一边惊叹地赞美着,一边一件件将礼物从袋中取出。她身后站着的乌尔苏拉夫人身材高挑,肤色红润,目光越过她的肩膀俯视着她的动作。她们的弟弟也在一旁观看,他是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尽管也已年过七旬。两位姐姐称呼他为热尼亚,这是个俄语小名,姐姐们对幼弟总是会过分宠溺。S的到来让热尼亚兴奋异常,乌尔苏拉从餐具柜中取出一瓶伏特加,给两个男人分别斟满一杯,两姐妹并不饮酒。这可能才是小老头兴奋的真正原因。热尼亚高兴地仰头,一饮而尽,搓着长满老人斑的双手,手指甲苍白,如同覆盖了一层塑料膜。两姐妹坐在沙发上,一打眼看过去,两人十分相像,都是白发苍苍、形容枯槁,颈下戴着胸针,陈旧暗淡的珠宝似乎吸走了她们脸上最后的光彩,让两张脸庞苍白得像是扑了白粉。
<a id="jzyy_1_1" href="#jz_1_1">[1]</a> 波兰首都华沙的一个街区,属于南布拉格区。该街区主要由半独立的郊区房屋和别墅组成。本书中《切·格瓦拉》一文也多次提及这个街区。
姐弟三人住在二楼一间宽敞的三居室公寓内。他们似乎总是能提前预感到他的到访,但也许这只是他的臆断,因为每次他到达时,发现他们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他看到圆桌上铺着一张灰色的纸,旁边永远摆着一支铅笔,唯一的变化是,铅笔一次比一次短。空气中弥漫着地板抛光剂和食物的混合气味,似乎是厨房的平底锅里在用热油和酱汁煎炒着圆白菜。有时,他还能听到老人的房间中传出留声机播放的乐声,都是些战前流行的老探戈曲。S把装有礼物的纸袋放在了镜子前的桌案上。袋子里通常会有咖啡、美国巧克力、小瓶鱼子酱、罐头火腿,有时还会多出一瓶正宗的法国葡萄酒。具体送什么,要取决于中央委员会<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特供商店当前的供应。
<a id="jzyy_1_2" href="#jz_2_1">[2]</a>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左翼部分合并而成。本文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沿袭苏联模式,第一书记由贝鲁特担任。
S一个人走了出去。皮奥特洛夫斯基惬意地坐在车里抽着香烟,一根接一根,还顺着敞开的车窗将烟雾喷吐出去。S知道,皮奥特洛夫斯基自以为了解他的秘密,肯定是觉得他有一个情人,开车来就是为了找她,而且把送她的小包裹用普通的灰色包装纸裹起来,以掩人耳目。S认为,情人这种东西,有的危险性十足,有的却善解人意。他们这群人大多都有情人,无非是有的明目张胆,有的遮遮掩掩。S将帽檐压下,竖起风衣的领子,让别人没那么容易看出自己的脸。他走过街角的小店,向左一拐,沿着金属栅栏行至一扇小门前,便停下脚步,审慎地四处张望了一下。这个举动也引起了周围行人的注意,好像他害怕被人跟踪。他沿着破旧的水泥人行道穿过一处杂草丛生的院落,便走进狭窄的楼梯间。
<a id="jzyy_1_3" href="#jz_3_1">[3]</a> 波兰历史最悠久的社会和文化类杂志,1945年创刊。与苏联所出版的行文谨慎的期刊相比,《横截面》风格轻松,非常诙谐,多刊载时尚的照片和关于西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文章,尤以译介西方短篇小说而闻名,并为当时处于苏联铁幕之下的波兰人提供了更广阔的世界视野。
皮奥特洛夫斯基开车把他带到萨斯卡肯帕<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但没有把车驶到房前,而是停到了距离法国大街的起点两个街区之外。尽管漆皮光鲜的黑色豪华轿车融入了葳蕤树木的阴影里,但是所有经过它的人都放慢了脚步,疑惑地看着它闪闪发光的车身。毕竟这样的汽车相当少见。
<a id="jzyy_1_4" href="#jz_4_1">[4]</a> ①1953年3月5日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突患脑出血,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的别墅中去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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