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斯教授的华沙之旅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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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天，在确认电话仍无法使用之后，他终于在自己住的小区里找到了一家正常营业的小商店。和昨天看到的那家天差地别，店里只摆着几瓶装有透明液体的瓶子，疑似伏特加酒，另外就是几罐芥末。这时，售货员正在把装有某种红色东西的罐子摆上货架，他当即决定必须买下，有什么买什么，管他是什么呢。当他走出商店时，有人送来面包，商店一下子就挤满了人。教授赶忙排队，售货员问也不问就递给他一块面包，他交了钱便走。显然，他被人群所吸引，被排成长长队伍的温暖人群所吸引，不想立刻回到那间狭窄的、空空如也的一居室公寓中。他在人行道上摆放的几张铁皮桌子前停下脚步，人们在桌子前驯服地排着队。他扫过一张张面孔，在他们之中寻找高莎，没准她会在这里呢。人们沉默着，被不祥的气氛所笼罩，严肃、紧张，似乎还十分困倦。

扛着树的男人，这一定是某种征兆。但教授并不知道预示着什么，因为他的理智思维突然脱离了他所习惯的象征主义的、心理学的、清晰明确的模式。现在各种撕裂的、不完整的情绪在他的脑海中飞驰而过。比如，愤怒很快转换成孩子般的绝望，但又迅速被内心安静的微笑控制住。简直是见鬼了。安德鲁斯教授曾是观察自己情绪的大师，这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得来的技能。然而他感觉这项技能在此情此景下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意识到，除了对某个路人提过的问题和那句可悲的“吃，吃，食物”之外，这两天来他没有说过任何有意义的话。

人们不耐烦地轻踏着脚。这世上最阴郁的民族。尽管这样，教授还是站到了他们旁边。不，不是因为他需要他们，而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正常的人类的温暖。霜冻的空气在人们的呼吸中融化了。他看到穿着臃肿的女售货员正从大桶里捞出小小的灰色鲤鱼，直接扔到秤上过磅。鱼在寒风中扑腾不休。售货员们对每个买鱼的顾客都会提问，听起来就像合唱或是祈祷。安德鲁斯教授用耳朵捕捉着这首圣诞颂歌的旋律，脑中也跟着唱了起来：“你要活着还是当场处决？”教授只能猜想这句话的意思。当顾客点头表示同意时，一个售货员就会用重锤砸向鱼头，鱼就在张开的手提网兜里与世长辞。

她们在他身边站了一会，直到她们确定这些食物被教授吃掉了才离开。这一餐可以说味同嚼蜡，但饥不择食的教授还是囫囵吞了下去。他用叉子消灭掉丸子，用餐巾纸擦擦嘴，走到柜台前，将纸币递给姑娘。她找回了不少钱，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现在手上有很多纸币和一些硬币了。他走到街上，想忘掉这家酒吧。他感到自己很荒唐，也很可悲。他再次渴望回到那间十一层的公寓里，电话总该修好了吧。他看到马路对面驶来一辆公交车，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乘客推推搡搡地下车上车。教授头脑一热也跳上了车。公交车发动了，他突然感到很热，行驶的方向和他所认为的简直是南辕北辙。公交车优雅地在广场上转了个弯，驶入了一条短隧道，又开上了一座桥。安德鲁斯教授看到了脚下的河流，大块浮冰慵懒地在河面上漂着。他觉得车上的人们看向自己的目光中都带着敌意。他努力平静着心绪，不让人看出自己因上错车而感到的惊惶。除此之外，他还没有验票，如果街上有士兵的话，他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是的，他听说过这样的案例，人一旦被关进亚洲的监狱里，就至死难出了。他在最近的车站下了车，总算是长长舒了口气，立刻回返。寒风凛冽，他不得不将护耳帽下的绳扣在下巴上系紧，鼻子几乎要冻掉了。天可怜见，他终于走到了熟悉的广场，找到了回家的路。已经冻得感觉不到手指的存在了，他越走越快，几乎是一路小跑往回赶。此时，街边一个明亮的橱窗映入了眼帘，比其他地方看到的橱窗更亮堂。他立刻跑了过去，与其说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不如说是出于对光亮和色彩的渴望。这是一家商店，一家在货架上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正常商店。他透过被栅栏加固的橱窗玻璃看到带着熟悉标签的各种酒类、罐头、糖果、服装和玩具。天还不晚，商店却已打烊。他努力从牌子上的数字解读出营业时间。他意识到，商店此时应该是营业的，却不知为何关门了。他失望地透过玻璃窗向内望去。就在教授呆立之时，一个男人从身边经过，他扛着一棵病恹恹的圣诞树，对教授微笑着说了句话。教授也回以微笑，但男人已经擦身而过，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他感到一阵恶寒。觉得自己就像在参加一场宗教仪式，杀鱼的仪式。“你要活着还是当场处决？”这句重复的话就像把他催眠了一样。他突然产生了加入这场可怕的重复行动中的想法，像所有人一样，也拎一条用网兜装着的死鱼回去。不知不觉间，他排在了队伍末尾，直到看到一支牵着狗的四人士兵小分队时，才突然清醒过来。他甚至感到无比羞愧。人们沉默地将视线从士兵身上移开，或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或是看向某个方向的空气。教授绝望地想起了自己在伦敦的办公室、书籍和温暖的电壁炉。

他决定跟着感觉走，这是他所代表的心理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听从本能、直觉、预感。他沿着人行道一路行去，感觉越来越冷，最终抵达了广场，多条街道以广场为中心四下辐射，延至远处。广场上人迹寥寥，就像节假日时那样冷清，令人十分费解，要知道今天是周一还是周二啊。从为数不多的招牌里他兴奋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单词： BAR。他推门而入，一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他的眼镜被蒙上了一层雾气。他掏出手绢擦拭了镜片，才看到这个阴暗的空间里摆着几张脏兮兮的桌子。在其中一张桌旁坐着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她什么都没吃，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望向玻璃窗外。在柜台后面站着一位身穿灰色围裙的标致女孩。他没有看到这里有食物存在的迹象，因此想，没准波兰语“BAR”这个词跟英文的意义不同。他犹豫着干咳了一声。柜台里的姑娘对他说了句什么，他问道，有什么吃的吗？姑娘吃惊地看着他，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教授窘迫地张开嘴，用手比画着进食的动作，用英语说道：“吃，吃，食物。”姑娘沉吟片刻，随即消失在半开着的门后，不一会带来了一个年纪略长的女人。教授再次用简单的手势比画了一遍。两个女人开始快速而激烈地讨论起来。她们把他带到一张桌子旁坐下，很快端上来一碗汤、一盘奇怪的丸子。

他住的公寓楼下的停车场里，有人在出售圣诞树。那里同样排起了队，只是比之前那条短得多。因此，他也买了一棵圣诞树。现在，他腋下夹着树往住处走去，看起来像其他人一样。这带给他一阵愉悦，他吹起了口哨，上楼回到了自己陌生的公寓，穿着大衣戴着棉帽坐到桌旁，打开那瓶透明液体。不是伏特加，是白醋。“我的天啊，”他想，“这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是真的，我一定是精神病发作了，我肯定是出事了。”他努力寻找这件事开始的那个时间点，但他的理智拒绝思考，满脑子想的只剩下飞机上那份美味的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