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的故事 (第3/5页)

他说的是特里尔市，位于德国西南部，沿着摩泽尔河而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现在产白葡萄酒。当地人爱吃白芦笋。但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这里的理由。1818年5月5日，在特里尔的布吕肯巷664号，荷兰裔犹太女性亨丽埃塔·普雷斯堡生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在村里的小卖部打麻将、打牌是唐先生固定的娱乐活动。他会向我汇报自己的手气：昨天赢了四百，今天输了一千。“小事小事。几百块，千把块。很正常。就是为了高兴才玩嘛。”麻将桌的气氛平时安静，但容易爆发冲突。一两个人会站起来大喊大叫地指责对方。像一场猛烈的夏雨，争论很快就会平息，一直到下一场。不吃饭的时候，村里的男人很少离开这里。春晚播出的时候，他们同样留在没有电视的小卖部。“给我看两个你老家的美女。”站在麻将桌旁边的一个男人对我说。场面比较尴尬，我一时不知所措。正在打麻将的唐先生转身扫了一眼想看美女的男人，和他对视说：“你看不懂。”

“那个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着说。

打牌的男人们的儿女偶尔会出现在小卖部。一个高三生说他平时在县里上学。他是村里唯一想了解我学习中文的过程的人。他个子高、说话快、态度礼貌，看起来成绩很好的样子。他说他每周只在家里待“one afternoon and one evening”。他明年想去国防科大读化学专业。

“可以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小艾接着说。我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意大利，又怎么变成了个欧洲小旅游团的团长。我问小艾他想去德国的什么地方。

两个初中生是为数不多不对我感到奇怪的人。她们站在我旁边，继续聊自己的。

小艾说他父亲今天去办了新护照。在陕西的时候，唐先生有提到过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那些喝白酒时许下的承诺放在一起，没想过会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我也要去办，”小艾说，“说不定到时候我们都一起。”我表示欢迎。

“我昨天给他发了一个新红包，两角钱。结果他竟然领不到，因为他没有实名认证，我已经实名认证过了。一分也是爱，嘻嘻。”

“意大利春节怎么过？”小艾转移话题对我说。我一时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一笑而过的，那是个对方说完就会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的场景。但是小艾期待着我的答案，而且在未来七天，不少村民表达了同样的疑问。小艾等于是在进村之前帮我先排练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意大利那边不过春节，过圣诞，因为圣诞节就是我们那边的。

“我昨天也给我老娘发了个红包，因为看春晚嘛，有那个直播领红包皮肤的活动，还有很多款式，样子没变，但是多一些图画。”

十五年后的冬天，小艾开车带我去他们的老家。走出城市、靠近乡下的第一个信号是路灯变少了。我们还有七十多公里才能到。我感到有些内疚。原来我不跟唐先生一起坐大巴的后果，是他的儿子要单独跑两趟来接我和他。我说了一句抱歉。小艾心情很好，看来他不嫌弃开车。

“好多？”

2007年的夏天，一棵树救了唐先生。他参加完亲戚的婚礼，上了车，开上了四川的山路。和唐先生一起在车上的，是他的儿子小艾。开了不久，饭后的困倦渐渐涌上来了。唐先生打着瞌睡，车失控了。小艾眼看着喜事快要演变成悲剧。他往下看，因为只剩往下了。车开到悬崖末端的时候，一棵树出现在小艾的视野中。树横着倒在路边。这是一场救生性的碰撞。树挡住了唐先生的车，终止了它致命的轨线。那棵树避免了唐先生和小艾从悬崖上掉下去。

“一分，因为我就想试一哈发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就发了个一分，哈哈。”

我们聊起达州。杨医生说他们那里很早就有疫情，12月初就有，大家都感染了。晚上9点，我们到达达州车站，下了大巴。杨医生帮我提行李，陪我去找小艾的车。我祝他新年快乐，准备去农村。

“你老娘没回来？”

前半段路比较沉默，坐我旁边的乘客在回到车上之后和我搭起话来。搁在我大腿上的电脑提供了完美的闲聊素材。“你写的是英文吗？屏幕这么黑能看得清吗？”他是达州的一名医生，刚去了趟成都拜访他的大学老师。车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一排一排的人都很安静，杨医生小声地和我说话。他说他的老师“很特别”，是一个作家，还曾经加入过重庆地区街头上的“棒棒军”，扛着竹棒，做山城中的搬运工。为了体验生活，这位老师申请到监狱和囚犯同吃同住劳动了一段时间，他叫周嘉。

“回了回了，走了昨晚。”

车上，司机不敢说我们几点能到。我要问三遍才能获得一个预计的到达时间，好跟唐先生交代。他要安排儿子小艾从农村开车到达州来接我。气氛要比在车站克制一些。没有人抽烟，也没有人大声讲话。很多乘客是一个人出行的。路走了一半，我们在南充服务区停车休息，大家有序地下车去买零食和饮料。我一个人走在空旷的服务区，腿部紧缩的肌肉终于得到一些放松。我转身望着我们白色的大巴，记住它在停车场里的位置。我想，它要是不等我就走了，我会做什么？高速上能打车吗？我会需要找个陌生人载我一程吗？我放下这些杂念，快速去买了个巧克力棒和一罐王老吉。

“我昨天给了四个人发红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