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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依然很消沉，心中充满了报复周围人的欲望。我被困在地狱边境。案件调查已经暂停，如果不出现类似的事件，形成犯罪模式，就不会重新启动。

约翰尼·弗莱迪和那些类似的家伙将生活在社会边缘或迷失人生方向的人作为目标。在现代生活的边缘，我们很容易迷失在黑暗中，一旦迷路或独自前进，便可能遇到一些糟糕的事情。看来我们祖先的迷信没有错：害怕黑暗其实是有道理的。

当时我很消沉。一个女孩发现我在封着木板的电器店门前边哭边吐，便要我去她那里过夜，我也只得答应了。她的伙伴是一群穿着脏靴子、衣服上满是汗味和松针味的大汉，他们把我丢进了货车后车厢。当时我甚至有点儿希望他们杀了我，也差点儿如愿以偿。六个星期后，我离开他们位于锡贝戈湖附近的机构，瘦了12磅以上，腹肌就像鳄鱼背部的突起一样明显。白天，我在他们的小农场工作，和许多像我一样的人聚在一起，努力驱散心中的魔鬼。我依然很想喝酒，却尝试用学到的方法克制了欲望。夜晚有祷告活动，每个周日都有牧师来布道，讲述禁欲、忍耐，以及每个人都需要内心的宁静。这个机构依靠售卖农产品、自制家具的资金运转，也会得到一些来自前学员的捐赠，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富人。

既然丹麦的沼泽和美国南部的沼泽中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我相信邪恶在我们的种族中也有迹可循。如同城市下方的下水道一般，邪恶永远潜藏在人类的世界中，即使局部被摧毁，也依然会继续存在。因为我们只能毁掉庞大深邃的整体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从芝加哥回到曼哈顿后，在缅因州南部找了一个住处。当时我根据模糊的线索，追踪了一个名叫迈伦·埃布尔的儿童谋杀案疑凶。我找到他时，他刚刚被杀死。他和当地的暴徒发生了冲突，死在酒吧的停车场中。或许我想在熟悉的地方休养一下，但我从未去过位于斯卡伯勒的住宅，那是我的外公留给我的遗产。

这种想法让我渴望找出关于凯瑟琳·狄密特的真相。因为我发现，邪恶也曾试图触及并污染她的生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既然我无法与旅人抗争，便希望自己能与其他形式的邪恶抗争。我相信自己的话，也相信邪恶确实存在，因为我曾经触到了它，而它也触到了我。

苏珊和詹妮弗的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舆论很快便平息了。公众并不知道谋杀的具体细节，但依然会有种种怪异的行为出现。有一段时间，很多猎奇的游客来到我家，站在院子里互相录像。当地的巡警还发现一对情侣试图从我家后门闯入，利用苏珊和詹妮弗死亡现场的椅子拍照。尸体被发现后的几天，始终有电话打过来，声称她们是杀手的妻子，或者说自己以前见过他，还有一两个人只是说我太太和女儿的死让他们很开心。最后，我离开了那里，委托一位律师帮我卖房子，并通过电话和传真与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