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哈佛园中硕果累累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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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都是自愿打棒球的，但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我们有了一条提高棒球技能的特殊理由：里维尔公园管理处宣布，他们正计划为十三四岁的孩子发起一个夏季联赛，将有8支球队参赛。在遍布全市的8个棒球场上，每个球场产生一支球队。我特别想参赛。在小联盟<a id="w5" href="#m5">^[5]</a>诞生很久以前，我就十分渴望成为一名球员，拥有严格的成人监督者、紧密的组织、统一的队服、富有经验的教练以及公正的裁判员和大联盟那样的阵势。我们这些渴望加入本区球队的孩子都来自底层社会，我们希望联赛组织者能够明智、公正地选拔球员组队，采用纯粹而简单的择优录取机制，不考虑种族、信仰和肤色，只将最有才能的9个孩子选拔出来组队。

二月份红袜队赴佛罗里达的萨拉索塔春训。几乎同时，我们邻里的孩子都前往附近的棒球场，参加临时择定对阵球员的棒球赛。马萨诸塞州的里维尔不是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二月下旬这里十分寒冷。外场是一片又一片的污雪地。待温度升到零度以上，草地就会变成泥地。

尽管反犹太主义在我们社区甚嚣尘上，但并未影响到球员选拔。我和另一个犹太孩子入选球队，而且我们俩人都进入了首发阵容。虽然一开始与非犹太队员在一起打球不太自在，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几场比赛下来，我们就紧密团结成一个团队了。几年后，我父亲去世。服丧期间，不断见到非犹太人，也就是我以前的队友频繁来访，令姨妈和舅舅们万分惊讶。朋友们克服了对犹太教仪式的不适，只想为忧伤的我打气。

说服自己接受某种信念，是自我合理化造成的一种长期的态度改变。自我说服比直接的说服更具有持久性，因为自我说服在个体内部发生，而不是源于外部的劝诱或压力。

我很想打中外场，我总觉得中外野手就像处在棒球场之巅，以180°的广阔视野俯瞰球场上发生的一切。可惜我跑得太慢。大家商议后决定让13岁的桑尼担任中外野手，他是所有人里跑得最快的。虽然我有些失落，但这一决定是公正的。我被指定担任二垒手，这个位置其实更适合我。贾森曾在崎岖不平的场地上训练我接地滚球。在他的指导和不断地唠叨下，我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可以直面飞向自己的地滚球。而且，我虽然跑得不快，但动作敏捷，击球手一打出球，我立马就能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三四步。这样，在大多数地滚球飞到面前时，我就能来个漂亮的跳跃，将身体移到地滚球的前面，然后稳稳当当地接住。跳得不高的球一般会撞到我胸口上，我能一把抓住它，迅速传给跑垒员。

自我说服

球服？我们只买得起普通的休闲服，而且已经又脏又破。设备？大多数球员都有手套，但也只有手套。我们的左外野手不得不戴着接球手的手套打外场，因为他只有这只手套。公园管理处给我们提供了球棒、接球手的护胸和面罩，并在每场比赛时提供一只球。比赛时经常会暂停几分钟，因为大家要到球场边的荒草地和碎石堆里找出那只脏兮兮的球。

15年前，在犹太男孩的成人礼仪式上，我朗读并歌唱《托拉》（<i>Torah</i>）<a id="w4" href="#m4">^[4]</a>里的经文，在挤满亲戚朋友和一列教堂人的犹太教堂里进行讲演。教堂人是一群很少说英语或者根本不说英语的老头，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犹太教堂里。小时候的我十分腼腆，痛恨整个仪式的煎熬。成人礼仪式最大的好处是，一旦仪式结束我就不用去希伯来语学校了。不再上希伯来语学校最大的好处是每天傍晚我都有时间打棒球了。

第一赛季我们输得比较多，但第二赛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身体也更强壮了。投手比利·麦克唐纳不仅能击出漂亮的快球，还能让球转弯。最好的击球员莱斯·希斯克一直在练习举重，如今击球时威力十足。瘦如竹竿的我放弃尝试本垒打，努力练习成为一位接触型击球员，一直在内场打温和的直球。我和游击手肯尼·戈迪一起练习了好长时间的双杀，直到配合得天衣无缝。

小雕像并不是哈尔的玩具，而是一个棒球赛的奖品，也是一个幸存者，历经多次搬家依然完好无损。每次搬家我都将它包装好带走，从里维尔到沃尔瑟姆再到米德尔敦和帕洛阿尔托，最后到剑桥。14年里，它总是在我家壁炉架或橱柜上占据显要的位置。我弯腰捡起碎片，黯然地注视了一会儿，思忖着是否能修好。这个廉价的小奖品对我来说究竟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那年我们得了冠军。在正式的颁奖典礼上，每人都获得了一个奖品，就是这尊廉价的小雕像。小雕像对所有球员来说都意义非凡，对我更是如此。这是我赢得的第一个奖品，我的才干第一次获得认可，因此我十分珍视它。此刻，我半蹲在儿子身边，反复摩挲小雕像的碎块，慎重考虑着修复问题。过了一会儿，我朝哈尔笑笑，敲敲他的小脑袋说：“你说得很对，它的确是自己碎掉的，不是你的错。”我站起身，叹了口气，将碎块扔进了垃圾桶，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这尊小雕像了。

第一学年临近结束时，我收到了来自国家科学基金的挂号信，我申请的为期三年的研究经费批下来了。那晚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步入客厅时，我看到哈尔有些羞愧地坐在地板上，凝视着一个破碎的小雕像。小雕像有25厘米高，一位棒球手将手高举过头，仿佛做好了接球的准备。小雕像漆得像个铜制品，但实际上是用很廉价的材质制成的。此刻它正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爸爸，我碰倒了小雕像，它就自己裂开了。”哈尔说。

实验伦理风波

虽然禁玩玩具实验圆满成功，但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如果将我们的研究发现应用到孩子的日常攻击行为上，威胁的程度必须拿捏得当，既要能够促使孩子自己说服自己放弃攻击行动，又要重到让孩子一开始就放弃攻击行为。如果威胁没有严重到促使他控制自己的攻击行为，反而会使他认为打弟弟是合情合理的（“我想我是真喜欢打那个小家伙。为了打他，我不惜勇敢地面对惩罚。”），这显然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我竭力调整着对哈尔的警告程度，最后他总算停止了对尼尔的攻击行为。我不确定这一小小的成就是归功于我的介入，还是哈尔的成熟，或者是来自于无数其他的可能因素。唉，针对家里一个孩子的小实验总是缺乏一个控制组。

第二学年开始不久，为本科生讲授人格心理学课程的戈登·奥尔波特请我去他课上做一次客座讲座。梅里尔曾提醒我，有些同事对高影响实验的伦理问题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我怀疑当时他脑海里就闪现过戈登的名字。当年63岁的戈登是社会关系系最杰出的教授，职业生涯早期就声名鹊起。就在我刚念小学一年级，还在学习如何阅读的时候，他已当选为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此事令我钦佩不已。

我们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某个大人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进行了自我说服，认定这一行为是不好的。自我说服的观点能维持很长时间。这一范式除了应用于玩具偏好之外，还可以推广到关乎儿童培养的更基本、更重要的领域，比如攻击行为的控制，最初激发我研究兴趣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可否让哈尔说服自己，认为打尼尔是一个可怕的念头？

我视戈登为哈佛的样板教授，一位睿智而博学，正直而和善的学术泰斗。论穿着，他无可挑剔，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论举止，也总是十分得体。和他待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特别邋遢，总忍不住检查裤子前面的纽扣是否扣好。我和戈登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属于哈佛的记忆中，他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我很喜欢他，认识时间越长，就越是喜欢。我想他也有些喜欢我，当然不是很喜欢。因为正如我所猜想的，我们不是一路人。

认知失调理论预测，孩子对玩具偏好的转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我的朋友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斯坦福幼儿园复制我们的实验时，就验证了这一假设。弗里德曼选定的禁玩玩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动机器人，能四处追逐抛过来的物体。实验过后两个月再见到电动机器人时，几乎所有受到轻罚威胁的孩子都不去碰它，而大多数受到重罚威胁的孩子直接跑去玩。

就在讲座开始前他对我进行介绍时，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作为有绅士风度的学者，在给客座讲座者冠以一般的恭维语“才华横溢”“富有创造性”之后，戈登居然以“虚伪大师”作为结语，吓了我一大跳。我不太肯定“虚伪”的确切含义，但想必与说谎有关。有可能是一个间接的恭维，但更可能是一个直接的辱骂。这样的措辞与戈登教授的性格显然不符，令我异常惊讶，导致讲座开头说的几句话都是结结巴巴的。

相反，受到重罚威胁的孩子没有改变他们对禁玩玩具的喜欢程度，他们仍旧表现出对禁玩玩具的高度喜爱。事实上，一些孩子比受到重罚威胁前更喜爱禁玩玩具了。由于已经有很充足的外因阻止他们玩禁玩玩具，所以就不需要再找其他理由，因此他们仍然表示喜爱禁玩玩具。

讲座结束后，我随戈登回到他办公室。我们在门口停下来，他伸出双手与我亲切握手。当他开口跟我道谢时，我问：“戈登，‘虚伪大师’是怎么一回事？你是称我为高明的谎言家，还是其他什么意思？”他的脸突然变得通红，请我进他办公室。

回到房间后，我们再次询问孩子对屋内玩具的喜爱程度。受到轻罚警告的孩子对禁玩玩具的喜爱程度明显低于先前。由于没有强烈的外因阻止他们玩禁玩玩具，他们就需要自己找出不去玩它的内因。于是孩子们说服自己，他们并不真的喜欢这个玩具。

“不不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称赞你做那些欺骗性实验时所表现出的过人才能。你和费斯廷格先生真是这方面的高手。”

第6天，我们将每个孩子分别带入隔壁的小游戏室，询问他或她对每个玩具的喜爱程度。第7天，我们再次把每个孩子带进游戏室，让他们在那里玩玩具。我们挑出孩子们第二喜爱的玩具，放到离其他玩具大约1米的地方，告诉孩子，除了这件玩具，其他玩具都可以玩。我们对其中一半的孩子说，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受到轻罚（“我会有些生气”）；对另一半孩子则说，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受到重罚（“我会非常生气，会将所有玩具带回家，再也不来了。我会认为你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宝宝。”）。随即我们离开房间，给孩子们20分钟时间玩其他的玩具。通过单向镜，我们在隔壁房间观察孩子能否抵挡住玩具的诱惑。结果所有孩子都做到了。

“请原谅，戈登，但我感觉你认为这类研究是……是……垃圾。”我故意用了意第绪语中表示“垃圾”的单词。我知道戈登听得懂，因为在德语里这是同一个单词，而戈登的德语很好。

我和梅里尔买了一些可爱的玩具，带到哈佛大学附属幼儿园，给四五岁的孩子玩。接下来的5天里，我们每天都到幼儿园待上两小时，和孩子们培养感情，并鼓励他们玩我们带来的玩具。几天之后，孩子们一见到我们就兴奋地迎上来，大声称呼我们“玩具叔叔”。

他笑了。“哦，我可没这么说。这样说吧，我自己绝不会做那种实验。你们认为那种实验具有戏剧性，而我认为它是欺骗性的。”

于是就在圣克莱尔酒吧，我和梅里尔拟定了“禁玩玩具”研究的实验程序。

“随你怎么称呼它都行，”我说，“但你应该知道，在实验的最后阶段，我们向每一位被试解释了整个实验的来龙去脉，并没有人对实验程序表示不快。”

“是啊。但我们可以选取小孩子平时爱做的其他事情加以禁止，威胁一部分小孩如果不听话就要遭到轻罚，威胁另一部分小孩如果不听话就要遭到重罚。”

“说得好，”他回应道，“但一开始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演戏、耍花招、欺骗被试？”

“当然可以！”梅里尔答道，“通过一个轻微的惩罚来吓唬他就行。你已经把我和利昂的实验研究透了：如果一个人拿了很少的酬赏去说谎，他就会说服自己认为所说的都是真话；同样，如果一个人受到威胁说，要是做了某件不该做的事情，就得接受轻微的惩罚，他就会说服自己，他本来就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很没意思。不过，我们怎么在几个小孩子身上进行实验呢？我又不能站在一边等着他们相互打打闹闹，是不是？”

“原因只有一个：表演也好，欺骗也好，是我检验自己最感兴趣的假设时能采用的唯一方式。”

“你说对了。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为什么你们不能直接问问被试遇到某种情况时将会如何做？”

“你想让哈尔自己说服自己，打尼尔或者其他孩子是不对的？”

我当下了然。一开始还以为戈登在跟我开玩笑，现在才意识到，戈登虽然才学渊博，但对实验研究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似乎也没弄明白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在大多数假设的情境下，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如何行动；按某种方式行动后，我们往往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客座讲座时我讲到了入门考验实验，我就以此为例，向戈登描述说，在实验最后向被试解释真实的实验假设时，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一致认为我的假设很有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坚持说他们对讨论小组的喜爱与入门考验无关。他们向我保证，是因为讨论确实很有趣，他们才会喜欢的。

“好。如果哈尔平时很少打尼尔，我可以因为他没有打人而给他一点小小的酬赏。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采用惩罚手段，或者至少扬言要惩罚他。假如我威胁哈尔说，如果他再打尼尔，就罚他整整一个月不能看动画片，这对哈尔来说是很重的惩罚，可能会让他在一段时间内不敢打尼尔，但这种方式不能断了哈尔打尼尔的念头。”

戈登敲着下巴思忖着，问我：“那么你认为他们说错了，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