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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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几位教育工作者询问他们是否能坐下来聆听研究生们的观察报告，勒温同意了。当一位观察者指出某位教育工作者在白天的讨论中对同事发脾气时，这位教育工作者立刻反驳说她根本没有发脾气，只是当时讨论的话题令她情绪很激动。但观察者坚持自己的立场——“你看上去就是在发脾气！”接下来的讨论十分热烈，也让大家深受启发。第二天晚上，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来了，积极地加入到讨论中，频频对观察者的报告提出异议。

勒温创办T组纯属偶然。一开始，他只想知道小组讨论是否能够对社会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征募了约50名教育工作者，将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进行问题讨论。为了对小组讨论进行评估，勒温让几位研究生对小组讨论进行观察，晚上集体讨论发生在每个小组里的群体动力现象。

勒温很快捕捉到问题的关键。正在讨论如何解决某个问题的小组，如果暂停讨论，让组员谈论自身的感受和意图，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组员不必接受群体动力学训练，实际上他们本人就是讨论过程的最佳观察者，因为每个人的意图都是秘而不宣的。无论旁观者有多敏锐，接受过多好的训练，都不易掌握这些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小组的议程色彩减弱了，没有正式的计划，没有讨论的问题，只有群体动力的存在。建立小组的目的转变为帮助组员彼此进行更有效的交流，了解别人如何看待自己。T组很快就成为人类潜能运动的急先锋。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心理学系渐渐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声誉。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甚感欣慰。事实证明加德纳·林齐慧眼识英豪，是位了不起的系主任。迈克尔·卡恩也是富有活力的教授队伍中一员，加德纳特意从耶鲁挖他来接手繁重的心理学导论课程。我和迈克尔在哈佛就认识，那时他是临床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如今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老师，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T组<a id="w3" href="#m3">^[3]</a>领导者。T组的创始人是库尔特·勒温，是公认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我总是将他视为“师爷”，因为他是利昂·费斯廷格的导师。

会心团体

会心团体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些性质相似的组织称为“会心团体”，其特点是，强调团体中的人际交往经验，促进个人成长，帮助个人了解自我、增强自信。“会心”意为“心与心的沟通”。

1972年《社会性动物》出版后大获成功，令我非常开心。如今该书已经修订到第11版，被翻译成14种语言，获得了很多奖项。我自然喜欢来自同行的赞扬和反馈，但最让我兴奋的是，有很多人写信告诉我，正是因为本科时读了《社会性动物》，他们才决定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

由此，勒温不但培养了很多全国知名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也培养了第一代T组领导人。然而很多年以后，这两个阵营分道扬镳。读研究生时我曾问过费斯廷格对T组的看法，他报以一丝嘲笑。费斯廷格之所以不待见T组，是因为他认为其价值值得怀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微乎其微。当我向迈克尔·卡恩表示对T组心存疑虑时，他说：“嗨，你是一位科学家，为什么不自己去解疑释惑？我正准备在奥斯汀组建一支T组，你不妨也参加进来，然后告诉我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无法拒绝他的邀请，参加了T组活动，接着便爱上了它。为了更深入地了解T组，我专程去了一趟勒温的学生在缅因州贝塞尔建立的国家训练实验室。1967年夏天，我作为T组组员待在那里；第二年夏天，我在那里担任实习生；第三年夏天，我成为了一位T组领导者。

因为当时没打算当做教材来写，我完全由着自己的兴趣，采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和第一人称，仿佛直接与学生交谈。在第一章，我无比自豪地阐述了“阿伦森第一定律”：举止疯狂的人不一定是疯子。这只是诸多阿伦森第一定律中的一条，并不存在阿伦森第二定律。我以命名“第一定律”的做法自嘲，不过所阐述内容本身是极其严肃的，反映了我对社会心理学本质的看法。换句话说，我认为社会情境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能让理智者变疯狂，让品行端正者行不义之举，让聪明人干蠢事，让勇敢者变懦弱。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就很容易断言这些行为是由行为主体的某种性格或心智问题引发的。

但费斯廷格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会心团体（在西海岸一般这么称呼T组）吸引了很多追求刺激的人。很多小组以可疑的理论推断和不良心理学为指导，领导者都是自封的蹩脚领袖，所采用的交心方式有的很愚蠢，有的则带有强迫性。但在最好的T组里，领导者都经过群体动力学的严格培训，在他的有效指导下，组员能够在练习中获得启迪，提高洞察力，并受益终身。这些技能帮助他们成为了别人眼中更好的朋友、更好的老师、更好的老板、更好的父母和更好的配偶。

我整日抱怨教材不好，耳朵听出老茧的一位助教有一天对我说：“您为什么不自己写本教材呢？”我立即对此嗤之以鼻，颇为自负地回答道：“我是一名科学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写教材上。”我虽然没写教材，但我围绕自己喜欢的主题写了几篇随笔，以个人视角将实验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并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我把这几篇随笔作为课程指定教材的辅助阅读资料。那时我尚未意识到，其实这已经是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的雏形。这本薄薄的、但颇有分量的教材名为《社会性动物》（<i>The Social Animal</i>）。

我最欣赏T组所强调的直接对话，它能够帮助组员把自己对别人的感觉与看法和判断区别开来，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采取辱骂、责备和奉承的方式。小组里没有安排任何议程，也不关注他人过去的经历或童年的不幸遭遇，只强调此时此刻。在我领导的一个T组里，一位叫蒂姆的中年男子对比自己稍微年轻一些的男子彼得说道：“这三天我一直在观察你、听你说话，我认为你是个伪君子。”

我最喜欢的课是面向一二年级本科生开设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很高兴我是第一个唤起他们心底对社会心理学热望的人。但在得州大学，我对现有教材越来越不满意了。不是因为它们学术含量不高，也不是因为写得不够严谨准确，更不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图表和参考文献。恰恰相反，现有教材在这些方面都无可挑剔。但这些教材都没有讨论学生们最关注的问题——越战、种族歧视、政治暗杀，以及其他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事件。难怪大多数学生觉得教材既乏味无趣，又与自己毫无关系。

他的说法有什么错误呢？蒂姆难道不是诚实地表达了自己对彼得的感觉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理解会心团体的关键是“感觉”一词。蒂姆并没有表达一种感觉，他表达的是一个判断。我所说的“感觉”，并不是指一个预感或一个假设，如同说“我感觉今天要下雨”一样；而是指生气、高兴、悲伤、快乐、烦恼、恐惧、不适、温暖、痛苦、嫉妒、兴奋等。于是我问蒂姆对彼得有什么感觉。

第一本著作

“嗯，我觉得彼得是个伪君子。”他说。

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一旦与现行政治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就只能靠边站了。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共为数十个学区培训了数百位教师，但拼图式合作学习法并未进入美国的主流教育体系，仍就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怎么回事呢？这种教学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又以实证研究为依据，教师也乐于使用，为什么国会或教育部始终对拼图式合作学习法不感兴趣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它与左派或右派的观点都不一致。左派认为，要改变大多数弱势儿童的处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性变革；右派则相信，如果学生成绩欠佳是因为遗传基因不好或者父母疏于教育，那么任何外界的干预都无济于事。作为一位公民，我为自己不能更有效地推广拼图式合作学习法而感到万分遗憾和失望。但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

“让我讨厌。”

就这样，拼图式合作学习法被搁置了约14年。到了1984年，为纪念布朗诉教育局案30周年，奥斯汀被美国人权委员会评选为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模范城市。人权委员会盛赞拼图式合作学习法，我开始接到邀请赶赴全国各地培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