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学国外，助纣为虐 (第3/5页)

五笔检字法即将文字分为五个笔画系统：点、划、直、斜、曲，这是第一个系统，然后在第一个系统下，又可产生25个部类，例如，在点之下，依次序排列为：点点、点划、点直、点斜、点曲等。

（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重新登记。

陈立夫每天处理的文件包罗万象，十分复杂，有政治的，有党务的，有军事的，有经济的，还有私人的，五花八门，目不暇接，整天疲于奔命，十分辛苦。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他常想，在工程中，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公文工作能否破除以往常规，搞一点技术革新呢？他反复思考，仔细推敲，到了入迷程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陈立夫自创了一套“五笔检字法”，将此运用于文件归档、电报分类，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二）登记机关指定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陈立夫虽是黄埔军校的秘书，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住在广州东山区蒋介石的官邸，与蒋同用三餐，共同生活。当时机要秘书有两人，除陈立夫外，还有邵力子，主要帮蒋介石处理重要机密文件，以密电翻译为最多，还有书信、电文等的拟定、誊缮，每日工作量相当大。后来，邵力子被派往北方，到冯玉祥部接洽要事，整个工作重任，由陈立夫一人挑起，他每天披星光起床，伴月光忙碌，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由于他年轻力壮，硬是撑了下来。

（三）登记时间为三个月，但海外登记时间由海外党部另行规定之。

蒋介石根据陈立夫的要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在他身边，参与机密事宜。陈立夫终于放弃了所学多年的矿冶工程技术，去从事另外一种对他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工作——政治。中国工程技术界，少了一名优秀的青年工程师，而国民党的政治星空中，一颗新星在悄然升起。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蒋介石说得斩钉截铁，陈立夫知道争也无用。再加上他也深深知道，当时的中国，国家不统一，军阀不打倒，实业救国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于是便答应了蒋介石。他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想做点文职工作。”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如有机会，我仍希望回到我本行去工作；第二，我为你效力，一定竭尽智能，接受指导，同时也希望你尊重我的人格，不受怒骂。”蒋介石想了想，表试想当年，若非蒋介石的盛情邀请，陈立夫定会在自己的煤矿事业中大展宏图，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示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件，蒋允诺了，但并没真心去做，陈立夫一直没有回到他的本行；第二件，蒋允诺，也基本上做到了，陈立夫追随蒋介石25年，一般来说，蒋没有对他发过脾气，甚至连大声喊的情况也很少发生，这一点，陈立夫说：“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果然，陈立夫的到来，使蒋介石喜出望外，因为蒋介石正在日益加紧篡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实于他的奴才走卒都网罗在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他见陈立夫依然如当年机灵敏捷，而且又添了一些稳重，更是喜爱。他问了一些海外留学的情况后，便直截了当地要陈立夫留在广州参加革命工作。陈立夫说自己还是想当采矿工程师，只见蒋介石摆了摆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根本不愿听陈立夫陈述采矿工作的兴趣和志愿。

这些规定中，陈果夫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第四，第五两条，这两条中特别是第四条，从字面看来，堂而皇之，无可指责，但实际上，陈果夫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遵守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控制党员的所谓纪律。第五条更是赤裸裸地要求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排斥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1926年9月，在陈果夫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还公布了《国民政府党员违背誓言罪条例》，规定“党员图谋反革命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除名党籍”，“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

陈果夫见不能说服弟弟，便拿出蒋介石的两封电报，电报说希望陈立夫到广州去协助他工作。陈果夫又不失时机地劝说：“你去美国时，蒋先生也曾帮助过你一部分学费，而且他已来了两次电报，嘱你去帮忙。你如果一定要做工程师，可当面报告蒋先生，他曾经同意你学矿，或许会替你决定的。”一席话说得陈立夫犹豫了，他决定去广州面见蒋介石。

陈果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但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击了共产党，使共产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对陈果夫的反共行为，多数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陈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员也有人表示不满，如派到浙江的王宇春就参加了共产党，派到西北的郭春涛也随冯玉祥一去不返。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自下而上地发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号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形成了普遍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

陈立夫回来了，西装革履、气度不凡地出现在上海滩上，以致前来迎接他的哥哥陈果夫在其映衬下感到自己的土气与衰老。兄弟见面后，自然是少不了一番亲热。亲热过后，谈话的主题便涉及到归国后的工作问题，陈果夫希望弟弟参加国民革命，从事政治活动，但陈立夫却不屑一顾。他说他当年考上大学，后来出国，就已经走上了与哥哥不同的道路，即要以科学救国，以振兴实业救国，现在回来了，初衷仍然没有改变，他要做一名矿冶工程师，投身到振兴实业中去。当时，他已经接受了山东中兴煤矿公司钱新之先生之邀请，准备到那里担任工程师。

但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又一次妥协，完全接受了这些限制，屈从国民党新右派的意志，使陈果夫的反共计划一步步得逞，并成为以后大规模清党运动的先导。

做蒋介石的秘书

在陈果夫将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主要职务的共产党员驱走之后，国民党本身腐败、无能、缺乏人才等弊病就充分暴露出来，组织发展停滞了，在群众中的威望顿落千丈，官僚作风、军阀作风，贪污现象、腐化行为充斥于各级党部，原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革命气象沉寂下去，这个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国民党当权者面前。

一生想为煤矿事业献身的陈立夫，却阴差阳错地在国民党派系争斗中，争夺自己的天下，多年的寒窗废于一旦。

这时，蒋介石新右派还羽毛未丰，他们还不能完全控制国民党，而且，北洋军阀还没有搞掉，他们必须有自己的人才。陈果夫对这一问题考虑得比较深刻，他认为清除共产党后，必须充实国民党的力量，而要充实国民党的力量，必须花力气培养新的人才。基于这一想法，他提出了开办“党政训练所”，以培养国民党各级党政干部的建议，他不辞劳苦，昼思夜想，亲自拟定了《党政训练所设置办法》，提请国民党中央核准。陈果夫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嘉许，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并任命他为党政训练所所长。

1926年4月底，陈果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赴命，开始了他生命中另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

陈家失势后，蒋介石总在责怪中。他不曾想就是陈立夫在这次下野中的一句话，为他扭转了乾坤。有了蒋介石的支持，陈果夫更是卖力地进行张罗，他对校址的选择、师资的配备、学生的招考等方面都亲自过问，十分仔细。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党政训练所”终于开学了。第一期招收学员100多人，大都是经过陈果夫精心挑选而来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陈果夫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学生学习、生活全部实行军事化行动，所学课程也是陈果夫亲自选定，内容多为蒋介石等人的讲话、国民党的党义和章程等。陈果夫还嫌不够，时常亲临训练所给学生讲课，他踌躇满志，一心要把这100多人培养成国民党中的骨干。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果夫当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为了掩护他在上海的秘密招兵工作，即以他的字“陈果夫”公布，后来，很多人竟不知他的原名“祖焘”了。这时，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面貌出现，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方面仍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二全大会1月12日决议将各军所办的军校合并黄埔军校后改称）校长，成为军界领袖与国民党内重要领袖人物。但蒋介石还觉羽毛未丰，还需进一步扩展势力，补充干部，因此，他急需将自己的心腹喽啰聚集起来，以实现他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阴谋。于是，他多次去信去电上海，要陈果夫到广州来协助工作。陈果夫见蒋介石如此倚重自己，又见广州确实有利可图，于是他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由于共产党人的细致工作，不到一个月，党政训练所学生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大部分学生开始趋向进步、趋向革命。一些学生白天听陈果夫的课，晚上就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学习共产党人写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反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甚至还有少数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当时，国共合作虽已建立，但国民党内一些右派仍然反对共产党，在上海的戴季陶正为排斥共产党而积极撰写文章。陈果夫于此时还没有参与反共的活动，一方面因他此时与共产党接触较少，另一方面因他忙于招兵工作，无暇参与反共，他后来回忆道：上海招兵，“当时报名处，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在地——著者），考试地点在上海大学，那时上海大学办事人与共产党关系很密切，和环龙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双方暗斗颇烈，幸我未尝参加他们的争执，所以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发生……”

陈果夫发现这种情况后，气急败坏，他派出一些心腹暗中进行调查，结果，查出12名特别突出的学生，便认准他们是共产党分子，学生中的分化肯定是他们从中作祟。于是，陈果夫毫不犹豫地“以思想行为不检的理由公布开除”，他以为这样一来，学生害怕了，就会循规蹈矩，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除了招兵外，陈果夫还奉命罗致技术人才，据陈果夫回忆：“那时广东方面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及其他技术人员，校长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了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十五年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希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四个介绍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

但事与愿违，陈果夫越是压制，学生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是浓厚，他们照样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照样接近共产党，后来竟发展为学生风潮。事情闹大后，陈果夫干脆撕破脸皮，请广州公安局长李章达派军警前来镇压。李章达为陈果夫旧时的同学，辛亥革命时曾共过患难，开始碍于面子，尚能协助解决。后来，李章达在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影响下，也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不满，转而同情学生。当第二次学生风潮再起时，无论陈果夫怎么求助，李章达根本不理睬了。陈果夫无奈，只好无限制地开除学生，“经过两次风潮以后，开除的学生竟达半数”。越是开除学生，越是激起学生的不满，他们再也不愿花精力去读蒋介石的讲话、国民党章程之类的东西，陈果夫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大大缩短了学习时间，草草结束了这期训练班，然后将这几十号人派往甘肃、福建、北京、南京等地工作。

第四期招生时，对文化程度要求较高，要举行考试。因此，蒋介石又派王仲廉，贾韫山等四人来上海协助陈果夫。陈果夫等找了一所学校设立报名处，主要面向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招生，先接受报名，再进行文化考试。因当时环境恶劣，陈果夫主张一切从“快”，接受报名后，立即举行考试。果然，最后一天考试结束时，被警察发现，将考生驱散。由于一切工作已经结束，没造成什么影响，这一期竟招了1400多军校学生，收获甚丰。

这些学生到各地后，依然有很多人同情共产党，积极参加大革命运动，为国民革命作出了贡献。当然，也有一些人在陈果夫反共教育的熏陶下，成为顽固的反共分子，后来，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共清党的逆流中，成为国民党右派骨干。

在招兵的同时，陈果夫还担负着为黄埔军校招生的任务。最开始，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时，陈果夫主要负责转汇经费和收发电文等事宜，工作相对简单些。到第三期招生时，陈果夫被任命为招生委员，事物有所增加，需检验证件、考核文化程度。但由于当时广东方面军事任务紧，急需培养大量军事人才，因此一般查看一下证件，对文化程度大体认可就行了，随后发给新生12元旅费，让他们自行到广州报到。

这期学生毕业后，陈果夫的党政训练所也就无法继续开办下去了，只好在长吁短叹中黯然收场。

虽然有如此多的困难，陈果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招兵任务，总计招募新兵4000多人，这些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的基本力量，并为后来的北伐战争作了军事上的准备。而更重要的是，为蒋介石扩展个人势力，建立自己的党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果夫是替蒋介石招兵买马的功臣。

为谋叛变离武汉

孙中山先生独到精辟的见解影响着陈立夫。之后陈立夫虽信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他的三民主又是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曲解，而非真正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采办物资是困难重重，而招募上兵则困难更大。第一，当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为了打仗，拼命补充兵源，正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招募新兵，这就使陈果夫的招兵工作遇到了竞争对象，而齐、卢军阀有钱、有粮、有势，陈果夫根本竞争不过。有时，通过各种办法，辛辛苦苦招来的新兵，还不及到达上海，就在半路被齐、卢军阀或者扣留，或者高价收买，或者诱骗过去。第二，各地方军阀为扩大势力，也在广招兵源，当陈果夫招来的新兵从上海到广州时，多在中途被他们截留，如地方军阀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都曾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诱骗，截留过新兵。第三，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潮。各种反动势力对招兵工作多方破坏，如当时上海码头上的一帮流氓，对招来的新兵乘机敲诈，规定每名新兵上船，须缴款一角至二角。再如，张宗昌的宪兵随意到招兵机关捕人，开始，陈果夫在中国地界小东门租了一处房子，挂了一张揭普道路募工驻沪办事处的招牌，对外称招募工人，同时还常常到法院与县公署各方面去接洽，所以工作还进行得比较顺利，后来张宗昌的宪兵队打听到是招兵机关，于是派了大批宪兵来捕人，陈果夫急忙躲避，结果，招兵机关被捣毁，一切东西抢个精光。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只好将招兵机关转移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表面做生意，暗中进行招兵事宜，但还是有各种不明身份的人来此捣乱。没办法，陈果夫将招兵机关搬到了季陶办事处，当时，戴季陶正在此埋头撰写《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书，他十分欢迎这位交易所时期的把兄弟来此居住和工作，但陈果夫的招兵机关并不能避免无端的滋扰，为了招兵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为了不影响戴季陶的正常写作，陈果夫只好将招兵机关搬到杭州，这里远离上海的尘嚣，反动势力也较上海薄弱，招兵工作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

1925至1926年上半年，国民革命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陈果夫、陈立夫也主张北伐，而且革命言词激烈，实际上他们抱有通过北伐，进一步扩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权势的野心。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性质和意义，宣布“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因此，北伐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到了年底，孙中山任命陈果夫为招兵委员，同时被任命为招兵委员的还有赵澄志、刘祖汉二人，并且指定由陈果夫负责主持其事。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为黄埔军校一、二两个教导团招募一上兵，而且要求他们一般只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进行。此后，蒋介石恐他们力量薄弱、人手不够，又陆续从广州派来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等人来上海帮助陈果夫进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