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追溯童年，他乡求学 (第4/5页)

我因此认为，这种跳级的办法，做学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学校方面，也不应随便把学生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学业基础，大受影响。

有一次，陈果夫抓到一只相当威猛的蟋蟀，经过几次征战，所向无敌，将小伙伴们的蟋蟀一一打败，陈果夫因此自豪了好几天。但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小朋友们相约又来看蟋蟀，陈果夫小心翼翼地捧出盆子，揭开盖子，一下子，竟傻眼了，盆子里空空如也，威猛的蟋蟀不见了。陈果夫慌忙问他母亲：“怎么盆子里的蟋蟀没有了？”母亲说：“只有你大叔来看过。”陈果夫十分伤心，喃喃地说：“我的好蟋蟀不见了！”母亲说：“什么好的坏的，蟋蟀都是给人看的，玩的，有什么希奇？”陈果夫越想越难过，眼泪也流了出来，甚至哭泣不休。母亲见他这样子，发起火来：“为了一只小虫，哭得如此做什么？你再哭，惹得我火起来，通通放掉它，一只也不剩，好落得个干净。”陈果夫知道，母亲发起火来，是不可挡的，只好不吭声了，但内心仍然难过，忘不了那只威猛的蟋蟀。以至几十年后，陈果夫还回忆说：“我始终纪念着这只蟋蟀，一直到如今，脑海里还有这回事。”

小学毕业后，陈果夫再接再厉，准备投考明德学堂的中学班。但明德学堂对英文要求很高，而陈果夫在家乡时没有学过，只是来湖南后才从字母学起，所以英文成绩一直不好。为了升中学，陈果夫放弃了寒假休息，不仅没回家乡，连三叔那儿也没去，一人呆在学校补习英文。由于天气寒冷，他总倚在火炉边看书，这样竟将左眼伤了，以致左眼视力不如右眼，而且小了些。后来，陈果夫只好配上一副眼镜。但艰苦的努力却有了收获，他的英文程度大大提高，在升学考试中，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样，陈果夫在15岁时，进入明德学堂中学班学习。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偷着乐，到户外去玩，这一点，母亲不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幼年的陈果夫喜欢玩蟋蟀，约上三五个小朋友到野外去抓蟋蟀，田头地角，断垣残壁，是他们驰骋的战场。为了抓上一只蟋蟀，他们钻丛林、爬墙角，什么也不顾，弄得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灰泥。有时，与隔壁沈老虎的儿子在自家园中捉蟋蟀，他们翻乱石、抓乱砖，在荒草丛中滚爬，终于抓到几只蟋蟀，可手弄脏了，汗湿的头发贴在挂灰的脸上，衣服也割破了，一副狼狈相。母亲是十分爱干净、讲整洁的人，见到果夫这模样，从不责备，总是边笑边给他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

进入中学后，陈果夫接触了大量科学知识，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别是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深。近代的湖南，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长沙则是革命中心的活跃点，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不讳的报刊”。

二陈兄弟身体虽然瘦弱，但在家里被管得很严，不让他们运动。原因是他们的祖母喜爱清静，不准小孩蹦跳追逐，嬉笑叫嚷，谁要是打扰了她，老人家一定会大声训斥，决不容情。二陈的母亲虽然希望孩子们天真活泼，加强运动，以利身心健康，但为了不使祖母生气，只好严厉管教二陈，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提出“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的口号。一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运动蓬勃发展。运动波及到长沙后，首先是学生群起响应，他们联合湖南商务总会进行抵制，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并制定抵制的措施，成立拒约会等团体。学生商人互相鼓励，积极活动，长沙卉城出现了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的联合行动。

幼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相貌清秀，但身体都很瘦弱，陈果夫显忠厚老成，陈立夫则机灵敏捷。由于陈果夫年长陈立夫8岁，总像大人一样护着弟弟。因此，兄弟俩小时就相处很好，从不争嘴吵闹，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后来陈立夫总结说：“这是受了父亲叔叔们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年幼的总会接纳兄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而‘睇’道长存于我们兄弟姊妹手足之间，也是很有意义的。”

群众的爱国热潮深深地感染了陈果夫，他身上也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血，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但他平时不用什么美货，现在提倡国货，也不好怎么表现出来。他看到三叔陈其采买本国的三星牌香烟吸，说是为了抵制美货，不买美国品海牌香烟。陈果夫也学着去买中国香烟吸，以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据他后来回忆，在群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因此我也跟着提倡的潮流吸起香烟来了，自己觉得很得意地对人家说：‘我吸香烟是提倡国货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虽然后来为此上了瘾，到戒的时候不习惯了好些天，但他仍旧认为“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国家、社会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个人、家庭是饥寒交迫，身世浮沉。陈氏家族虽已破败，但在湖州小镇还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在长辈的强力支撑下，幼小的二陈兄弟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无忧无虑，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并无任何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显兆，生活充满天真浪漫的情趣。

除了学业、革命外，陈果夫在长沙的生活也十分愉快。他常到湘江边，看那滔滔北去的江水，有时也登上岳麓山，看那冉冉东升的旭日。特别有兴味的是骑了三叔的马出去玩。他雄踞高头大马之上，摆出一副傲然的样子，似乎自己也当了官，这时也想到了有朝一在国民政府里，陈立夫揽权家势，使陈家的势力在国民政府中日益壮大。日，他也许会真的当上大官。

山河破碎下的童年

这种惬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陈果夫的生活道路又出现了新的转折。1906年秋天三叔陈其采调离湖南，到南京担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刚开始，他由于舍不得离开长沙、离开明德学堂，还想坚持读下去。但后来确实感到在长沙举目无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不禁生出许多离愁来，越发想念家乡。他父亲也不放心他一人在外，正好有个在长沙做事的姚新才表叔要回湖州，陈果夫便与这位表叔同行回家。当他乘一艘煤船离开长沙时，不禁对这座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古城充满了无限眷念之情。

客观地说，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陈其业兄弟三人多少都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三人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相同，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政权；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再蜕化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只有陈其美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烁出耀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下一辈人走向显赫的道路，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和陈立夫便是通过这条道路迈向国民党最高权位的。

回家后，陈果夫按父亲的意愿，原准备插入湖州中学二年级，但在该校的考试中竟未能被录取。这样，他只好到南京三叔那儿就学。这次比较顺利，进入浙江旅宁公学读预科。但他在这所学校并没有呆多长的时间便离开了，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了同学们的孤立。陈果夫刚上学不久，旅宁公学闹了一次学潮，学生因校方伙食开得太差而举行罢课，而陈果夫却不赞成学生的举动，他认为学生应该吃苦，不能因为伙食差便闹学潮，他拒不参加罢课。他的举动使学生们十分气愤，有的学生指着他痛骂，有的甚至要打他，但他却一直坚持没有参加。据陈果夫回忆说：“风潮闹了一个月之久，学生终于失败了，我却始终在房里读我的书。毕业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比第一名同学少了几厘。校长加了我的品行分数，改列第一，当众宣布，并当面称道我不少过分的话，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读下去。”校方的表扬使学生对他更加反感，原来与他相好的同学也疏远了，陈果夫只能一个人“寂寞开无主”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难响应，调集工人、防营和会党发动起义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上海，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惟上海”。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因孤军作战而失败。讨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连续发动三次起义，均告失败。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党刺杀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结束了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不顾危险，将陈的遗体运到自己所住室中，“中夜不寐，痛哭失声”，并帮助料理后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其美的祭文中，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也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可见他们情之深，意之浓。

遭到学生们的孤立，使陈果夫十分痛苦，他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在二叔陈其美的怂恿下，便匆匆离开了金陵这虎踞龙盘之地，来到了人间天堂的杭州，于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开始学习军事。陈果夫对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进入陆小实在是受陈其美的影响。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推翻清王朝，纷纷在各地运动军队、会党举行起义，革命十分需要军事人才，陈其美希望陈果夫能成为这样的人才，以为革命服务。但陈果夫对这一类课程并不太用功，爱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书籍杂志。他说：“我在这个学堂里对学科太不用功，尤其是英文一类的课程，下课以后就丢在抽斗内不太去看，而我所看的书，都是些《警察法》、《教育学》、《卫生学》、《国际公法》、文学书、小说以及各种杂书，而尤其喜欢看各种杂志，更喜欢看报，报中最好看的是两报的辩论。因为我不喜和人家争夺来看，所以我看报时间总是在饭后大家休息的时候。”

1908年春，陈其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策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亲自到浙东各地联络会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为发动起义作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北方拳击大师霍元甲一起组织精武学校，准备培养一批体力健壮，富于军事知识的革命干部，这一计划后因霍元甲被毒死而无法实现。后来，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一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总部，作为长江党务的中枢，他深入浙江各县，密结团体，广联志士，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促进了长江各省革命的迅速发展。

由于看了大量杂书，一方面，他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他为祖国的弱小担忧，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日益趋向保守，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愿采取变革现实的激烈行动。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太婆”，后来又叫他“道德经”。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导下，陈果夫与同学吴一峰发起，在学校办了一张小报，取名《励言》，其宗旨是勉励同学一心学习，不受外界影响，学好知识，以救国家。“这张三日刊，也办了三四个月，可以销售到40多份，起初3个人办，后来他们两个都有别的事情忙，无暇兼顾，只好由我一个人独立经营，仍旧保持原来的销路。”当时学校中还办有其他好几张小报，因鼓吹反清、排满、革命，因此无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们这张报纸，对学校当局也有不满的话，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忠告，是劝励，所以他们不来禁止。”《励言》这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正是陈果夫内心世界的反映。

当上国民党高官的陈果夫，可会想起他年少时，那高远的志向。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由于都是浙江人，再加上意气相投，一个是自诩“以冒险为天职”的革命家，一个是渴望投身行伍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青年，二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很快便义结金兰。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青帮和同盟会，成为蒋介石一辈子感激的恩人。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陈果夫不仅言论上是温和的，在行动上也是迟缓的。他不愿与旧的思想观念作决裂，对旧制度、旧思想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08年，剪辫风潮波及陆军小学，学生们受革命影响，纷纷剪辫，以示反清的决心。陈果夫见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会发生像旅宁公学那样的遭遇，因此，他还是忍痛剪了辫子。但剪下的辫子又舍不得丢下，而是“结成一条辫，常常随带在箱子里，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带着”。

三兄弟中的佼佼者是老二陈其美，生于1877年，按其父的意愿，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读书，他则学习商业，以维持家计。因此，他早年只在乡间读过几年书，到了15岁那年，便离开父母，到吴兴县石门镇的一家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学徒之余，他常看些书报，渐渐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那时，正值甲午战败，清廷对日本割地赔款，他非常气愤，曾写信给他弟弟陈其采，劝其学习西学，以求实用，他自己也于1903年到上海学习商业，并在一家商店里当上了会计。上海当时是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陈其美到上海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他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陈果夫的思想尽管如此保守，但全国革命的形势却是在急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陈果夫发生影响。再加上他二叔陈其美对他总是不断给以教育和鼓励，这也使陈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竟促使他参加了陆小的一次学生风潮。

老三陈其采，生于1879年，早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2年回国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其时，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后任清军南京第九镇参谋，不久，荣升中枢军谘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因参加同盟会为清廷发觉，处境危险，便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后经营实业转入金融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江苏、浙江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长，后又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于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陈果夫虽掌握一部分的金融，可他的财力与孔祥熙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老大陈其业，生于1870年，早年熟读诗书，有意进仕，食廪后，目睹清朝统治者的黑暗，对政治也淡漠起来，他曾赴日本考察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经营丝业。陈其业对地方公益也颇热心，“诸如蚕丝之改良，以维国权；典库之低率，以通民财；河流之疏浚，以广灌溉；他如襄助政府，绥靖闾里，有功桑梓者，不可悉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其业到达重庆，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全国商联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随蒋介石到台湾，晚年，思念家乡之心与日俱增，1961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陈其业三兄弟的青年时期，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年代，“满腔都是血泪，无处不著悲歌”，三兄弟必须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