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为蒋尽忠效力，扩大自己的范围 (第4/5页)

为了维护中医的地位，陈立夫可谓不辞辛劳。王世杰的一句中医不科学，立即引来了众人的批判。

二陈的揭发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人物对杨永泰等的一致愤怒，他们纷纷出场，写文章，发表讲话，大骂杨永泰等人。在此情况下，二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场“护党运动”。

由于二陈为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所表现的忠心耿耿及卓有成效，所以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与赞赏。1931年12月，蒋介石提拔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次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其兄陈果夫则于1933年11月被蒋介石派往中国最重要的省——江苏省，出任省政府主席。从上海四一二政变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多半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二人轮番执掌，其他人极少问津。

“护党运动”中，二陈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传国民党元老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的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其二，指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向中央常务委员会告状，揭发政学系在各地破坏党的纪律，摧毁基层组织的活动；其三，奔走于国民党元老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果然有些成效，蒋对杨永泰有些疏远，而且答应交出一省党部给二陈。

徐恩曾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亲戚，他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人交通大学电机系，并与陈立夫一同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回国后即参加CC特务集团，所以深得二陈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对于二陈来说，是一个惟命是从的奴才。所以，陈立夫将调查科长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选定徐恩曾，放心地将科长大权交他掌管。实际上，张道藩也好、吴大钧也好、叶秀峰也好、徐恩曾也好，二陈只是要他们当走狗，执行他们的命令，按他们的旨意办事，整个CC特务集团的大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手中。

这一仗取得一定胜利后，二陈即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同赴美国留学，二人称兄道弟，私交极深。陈立夫让他主持调查科，是想让他当傀儡，但不久，陈立夫便发觉叶秀峰并不能俯首帖耳听他的话，不几个月便将他撤下，干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代其职务，出任调查科第五任科长。

张群，四川华阳人，曾是蒋介石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张群的绝招就是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一切顺从，而且不露阿谀的痕迹，这使他能与蒋保持亲密关系达70年之久。1929年3月27日，张群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上海是二陈势力集中的地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CC派与政学系在上海时有冲突，二陈很早就想进行反击，但苦于抓不住把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很多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由张群负责，而张参与蒋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怒了广大市民与学生，都大骂张群的这种亲日误圉政策。陈果夫抓住这一机会，指示CC派人物，策动一些学校学生、工厂工人、市民等举行一些游行、示威，使张群疲于应付，同时也让张群亲日面目为民众知晓。然后，二陈抓住学生痛恨张群的过激情绪，又下了一着狠棋，二陈秘密指定由顾顺章实施。

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的时间也不长，很快便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于是，二陈又安排其亲信吴大钧继任其职。吴大钧主持调查科一段时间后，二陈觉得不够满意，1929年8月，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便将吴大钧调出，担任秘书处所属的中央统计处处长，然后再调另一亲信叶秀峰担任调查科长。

一天夜里，8名爱国学生失踪，于是群情激愤，大批学生涌向市政府，要求张群放人。张群即找来警察局长陈希，陈希却满是冤屈，说自己没有抓学生。随后，张群又给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黄凯打电话，请求帮忙，黄凯冷冰冰地说帮不了忙，张群只好直接向蒋打电话求救。此时，愤怒的学生拥进办公室，将张群团团包围，声称不放学生，决不撤出。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早在天津读南开中学时，便与就读于北洋大学的陈立夫相识。1919年赴欧，考入英国克来佛穆学院，后又考入伦敦大学斯来德艺术学院学美术，并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又赴法入巴黎艺术学院深造。1926年6月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秘书，此时，与陈果夫、陈立夫搞到一起。由于他机警善辩，顽固反共，深得二陈信任，成为CC派中的核心骨干，所以陈立夫卸职后便由他主持调查科。

蒋介石接电话后，知道是二陈在捣鬼，即把陈立夫、徐恩曾找来，限令他们放人。陈立夫即通知黄凯，让他放了学生，救出张群。黄凯哭丧着脸说：“我没抓学生，如何能放？”陈立夫冷冷地说：“放学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

陈立夫主持调查科的时间不长，便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但他对调查科这块肥缺是不肯轻易放下的，必欲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在他离任时，便与其兄陈果夫商量，提拔他的亲信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

黄凯接令后，不敢怠慢，即从租界捕房中学借来300学生，由特务率领、边喊口号边急行至市政府，说是来接替先期同学，硬是挤进市政府办公室，把张群救了出来，塞进预先准备的小车，往外开去。等学生明白过来时，小车已无影无踪。这时，顾顺章派人来告诉学生，所捕8名学生已放出，学生见已经放人，也就不再闹事，撤出市政府。

调查科除了与警察厅配合工作外，还常与宪兵司令部一起行动。蒋介石多次指示调查科要和宪兵司令部密切协作，而陈立夫与宪兵陈立夫不仅控制着一党的政权，而且还控制着文化领域。司令谷正伦的关系更是超出一般。陈立夫被称为特务魁首，谷正伦被誉为宪兵之父，陈立夫主张特务工作要依靠宪兵，谷正伦则强调“宪兵常务、特务一元化”，所以谷、陈气味相投，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陈立夫应邀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教育班第二期学员讲《唯生论》，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而谷正伦则在台下“洗耳恭听”，陈立夫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谷正伦也立正“恭听”了两小时。这种恭顺态度使陈立夫深受感动，二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后来，陈立夫还派其亲信徐恩曾为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这样一来，调查科与宪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宪兵、特务实际上是一家人了。所以，调查科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抓人，抓来的人大都送往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而宪兵司令部对这些随意抓来的人往往不加审理，则以“反革命”论处，这种滥杀无辜的特务行径，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张群虽然被救出，但受此惊吓，胆子变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便于1932年1月，辞去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在与CC派争斗中败下阵来。

陈果夫与陈立夫分头指挥调查科的特务，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检举、密报、跟踪、绑架、逮捕、屠杀，这一时期，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调查科在从事这些罪恶活动时，常常是直接指挥警宪机关协助进行。当时，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过陈果夫的保镖，他能独当一面，负责首都警察厅的工作，也是由于陈果夫的提携，因此，对二陈兄弟是百依百顺。这样，调查科便与警察厅紧密结合在一起。调查科发现情况后，总是利用警察厅的名义，借故检查户口，深夜闯入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发现进步书刊，便予没收，甚至当场施行逮捕。

二陈在南面取得胜利后，在北面对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也照此办理，踢了一脚。黄郛到华北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共。1928年12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电召陈立夫参加。陈立夫即匆匆赶往庐山，在会上，陈立夫积极为蒋出谋划策，最后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方略，决定对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围剿”。同时，陈立夫自告奋勇，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率领他的特务配合军事行动，加紧进行反共活动。蒋介石当即表示赞许，并命令他抓紧进行。陈立夫接受使命回南京后，即开始了一场旨在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大破坏的反共活动。

二陈明知道黄郛是代蒋行事，但认为这是捣毁政学系的绝好机会，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围组织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给黄郛造成压力，同时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党内攻击黄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好明保黄郛，结果，黄郛内外交困，被迫辞去华北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为了加强对特务们的思想控制，让其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陈立夫经常召集特务训话，大讲特务工作的所谓重要性，说什么调查科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宣扬特务活动是保卫党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领袖的安全并与党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业，只有优秀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一光荣的工作等。正是在二陈的悉心培育下，调查科的特务被豢养成一帮阴险、狡猾、残忍、冷酷的极端恐怖分子。

在与政学系斗争中，CC派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扳倒政学系，因为蒋介石要坚守平衡原则，不会让政学系太吃亏，也不会让CC派太占便宜，总的来说，“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人员增加后，陈立夫又将调查科内的机构增多，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特务组、言文组，文书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派遣了特派员，如上海特派员为杨登瀛、武汉特派员为蔡孟坚、开封特派员为黄凯。其中，特务组最为重要，是调查科的核心组织，其成员都是经过二陈兄弟精心挑选的极善玩弄阴谋、极端冷酷无情、极端反共的顽固分子。特务组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调查科完成特务化过程，而陈立夫则是这一转化过程的直接导演。

陈立夫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赢取了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这10名毕业生充实调查科后，陈立夫还嫌人员太少，为了进一步扩大特务势力，也为了提高调查科的特务专业水平，经与陈果夫商量，获蒋介石批准，1930年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这批人来后，陈立夫怕引人注目，干脆使之处于秘密状态，既不将他们算在正式编制内，也不让他们在中央党部内办公。陈立夫亲自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选择了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房，将这20名经过特工训练的特殊人员安排在此办公。平时，陈立夫不让其他的人到这里来，只有他自己时而光顾，偶尔也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人物到此视察。这座楼房的大门总是关着的，黑色的窗帘也不太开启，门外赫然挂着的却是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更增添了这座楼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黄埔系之争

这10名毕业生到调查科后，陈立夫立即对他们实行特殊训练。他没有将他们安排到哪一股工作，他知道，这些毕业生尽管思想上是坚决反共的，也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们并不明白调查科的特务性质，也没有干特务工作的思想准备，必须有一个适应环境、适应工作的过程。因此，陈立夫要求他们首先“实习”。“实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了解情况，熟悉环境。陈立夫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话，并向他们介绍调查科的性质、机构设置、工作范围等情况。随后，召开全科大会，介绍他们与原来的人员相识，让其互相谈话，增加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让他们参加科内工作，逐步熟悉科内工作环境。第二阶段，参与调查，熟悉工作。大约10天以后，陈立夫便将这10名毕业生派往上海作调查工作。临行时，陈立夫明确规定，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国民党内派系活动情况，工人运动的情况。这些人到上海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入工厂和一些民众团体，还进入国民党军队和一些基层党部，搞所谓的调查实际上为特务工作。调查完毕回南京后，他们便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将这些报告收来加以审查考核，初步定出优劣。第三阶段，再次参与调查，审查考核、分配工作。一个月后，陈立夫安排他们到江浙两省进行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除了以前的内容外，还增加农民运动情况一项，返回后再次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收回工作报告后进一步审查考核，最后确定优劣。然后，根据考核的结果，将这10名毕业生分配到科内具体工作部门。陈立夫十分欣赏自己这套用人办法，认为不但对这些人的工作能力进行了考查，而且还培养了他们对自己的忠心。

黄埔系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系统中，两个组织实力相当，为了争权夺利，必然会发生矛盾，出现争斗。

在机构设立、各负责人确定后，陈立夫雄心勃勃，准备开展工作。他要从各方面掌握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活动情况，并对其实施破坏，他要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把特务网撒向各地。但他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总觉捉襟见肘，力量单薄。为此，他与其兄陈果夫商量，要求扩大人员编制，陈果夫当即同意，并报蒋介石批准，决定从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10人到调查科。于是，二陈兄弟亲自到中央党务学校进行挑选，他们对毕业生一一细致地调查、了解，以坚决反共为标准，以忠于蒋介石、忠于二陈为条件，经过精心选拔，反复比较，最后，从第一期274名毕业生中选出10人，充实到调查科。这10人是：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凤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字、郭良牧、陈玉科。

黄埔系发源于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个在蒋介石卵翼下的反共反新三民主义的右派组织。黄埔系以军人为主，以控制军队为主要目标。本来，黄埔系为蒋介石办军，CC系为蒋介石为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双方为在政权中多得一分利益而发生争斗，早期主要是CC系与复兴社的攻伐。

采访股干事为杨剑虹。杨剑虹原是上海青帮成员，并一度替日本洋行当买办，五卅运动时，曾参与组织黄色海员工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积极参与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他指挥的黄色工会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则在反共中被陈立夫所赏识。此后，陈立夫与杨剑虹来往密切，他每次到上海，总是由杨陪着吃喝玩乐，陈立夫交给他的任务，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很得陈立夫的欢心，陈便将他收罗到门下。整理股总干事由吴大钧担任。吴大钧是浙江人，与二陈为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陈立夫很早就认识，而且私交甚笃。因此，陈立夫也将其拉入调查科，委以重任。

1932年，蒋介石从一本介绍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中受到启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小组织。于是他将陈立夫等党务亲信和贺衷寒等军务亲信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改变被动局面，并暗示成立小组织。结果，二陈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很快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等小组织；而贺衷寒等则行动迟缓，被蒋介石再一次找去痛骂了一顿，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

在调查科的机构建置上，陈立夫比较谨慎，刚开始，科下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每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总计工作人员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陈立夫物色的亲信。还在陈立夫为蒋介石当秘书、机要科长时，便利用其特殊身份招揽了一些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右翼人物、共产党的叛徒，将其安插在机要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陈立夫到组织部后，把这些人也一并带了过来，成为调查科的骨干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