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喜忧参半 (第2/5页)

对于赵明诚、李清照而言，幸福甜蜜的含义并不是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因为赵明诚在太学上学，每个月只有初一、十五方能请假回家，即便太学毕业后为官，也无可能天天留在家中，因此他们并不可能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对他们而言，快乐的意义也不在于每日饮酒看戏，结交四海朋友，因为这种生活并不符合他们自然淳朴的个性。

对这对才学出众的夫妇而言，最幸福、最快乐、最甜蜜的，是能够一起参加彼此都非常热爱的高雅的文化艺术活动。这就是诗词文章创作、收集整理金石碑刻、鉴赏品味文物字画等等，这也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感情纽带，是他们相亲相爱相知的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他们亦会邀请朋友前来饮酒品茶，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他们交相往来的朋友也多是有品位有情趣的饱读诗书之士。

不过，要收集金石碑刻文物字画，需耗费大量钱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二人皆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又都当朝为官，钱财之事何愁之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虽然贵为三品大员，李格非也是六品官，但他们皆出身贫寒，家教甚严，并没有给子女养成好吃懒做、养尊处优的坏毛病。赵明诚当时在太学期间根本没有经济来源。太学毕业后也仅是七八品的小官，所以两个人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也无多少私蓄。那他们收集文物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据李清照晚年所写《〈金石录〉后序》回忆，当时，每到初一、十五，他们就去当铺典当衣物，换来五六百钱，然后结伴去东京汴梁有名的大相国寺逛文物市场。大相国寺，就是《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与林冲英雄相会的地方。其实在宋代，大相国寺不仅是深受皇帝关注的东京最大的寺庙，也是一个经常举行庙会的繁华集市。在这里往往汇聚了不少古今名人的金石碑刻字画，也算是个民间的文物市场。赵明诚夫妻二人拿着典当得来的为数不多的钱，在这里精心选购。回家后认真把玩、欣赏、考辨，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

有一次，有人拿来南唐著名画家徐熙的一幅《牡丹图》，向夫妻俩兜售，要价二十万。二十万对于王公贵族富商大贾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赵明诚这样每月仅一万多钱俸禄的七八品小官而言，相当于他两年的薪俸所得，这绝非他们所能负担。虽无力购买，却又心有不舍，夫妻俩将这幅画留置在家中欣赏了两个晚上，最终还是无奈地归还给卖主。为这件事情，两人在家相对感叹了数日。李清照也将此事记载于《〈金石录〉后序》：“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李清照在晚年的回忆中说，那时虽然他们需靠典当衣物等才能有余钱购置文物，但他们两人的生活却好似“葛天氏之民”，单纯而快乐。葛天氏是上古部落传说中的酋长，相传他们部落的老百姓纯真朴实，悠闲自在，李清照用葛天氏之民比喻他们夫妻清寒淡泊却非常高雅脱俗的生活。当然能够共享这种高雅脱俗生活的人，彼此间须得有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夫复何求？这也许才是甜蜜幸福生活的真正内涵吧！

正当他们沉醉于两人甜蜜而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安宁生活的时候，谁也没料到，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变故即将来临！这个变故与他们两人的父亲间严重对立、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有直接关系。这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即会爆炸，爆炸之时不仅伤害到自己，也会牵连到家人。

祸福相依浮槎来去

埋藏在平静生活下的定时炸弹引爆时间已到，所有相关的人都将受到波及。

政治上一直坚持平衡党派关系的宋徽宗，受到新党领袖蔡京的影响，决定再次全面推行新法，并将蔡京提拔为宰相：“徽宗有意修熙、丰政事，……徽宗遂决意用京。忠彦罢，拜尚书左丞，俄代曾布为右仆射。”（《宋史·蔡京传》）赵挺之是蔡京坚定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在蔡京的鼎力推荐下，赵挺之青云直上，被提升为副宰相，后来又很快提升为宰相，位极人臣。新党势力一上台，就开始打击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特别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得势的旧党人物及其门人弟子。

如此一来，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就受到牵连，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许多苏门弟子交往深厚，政治立场虽不似苏轼等人那样与新党人物泾渭分明，有直接的政治斗争，但是他属于旧党、尤其是苏门一派却是不争的事实。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其时苏轼已去世一年，苏辙也已完全退居河南许昌，但是蔡京等人对旧党的打击却并没有丝毫的减退。对此，《宋史·徽宗本纪》中有着相关的记载：

崇宁元年五月“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