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二天 (第3/5页)

他敏捷地站起身，这个动作让椅子发出了有几分悦耳的吱嘎声。他低头凝视着我。他似乎在等待一个回答，但我的喉咙被沉默塞住了。他点点头，朝我弯下身子，匆匆拍了一下我的手臂。然后他一语不发地走向门厅，走进了尘土飞扬的明亮日光里。汉普顿的日光，带着珍珠的色泽。

善解人意。

迪林杰先生走后，我便取下了他几年前送给我的那本书。我从来没有读过，正如他把书拿给我那天所预料的一样。他说，近来他时常在海边走上很长一段路，然后沿着通往我家的车道走上来，浓雾笼罩之下的沙滩正合他的心意。那条旧车道沿途的墙上有个洞，他经常看见一只小鹪鹩从洞里进进出出。他还提到，从墙的一侧延伸开去的是一望无际的马铃薯地，另一侧是大片大片的沙丘和盐水沟。那只小小的鸟儿头顶着汉普顿高远、空旷的天空，阳光的巨大威力正把浓雾一点点驱散。他曾想，那只鸟儿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它栖息在一帧史诗般的风景里，自以为有着英雄一般的气概。他认为这是一只不寻常的鸟儿，它只读史诗。就在当天下午，他决定带给我一件礼物，那是一本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用红色皮面装帧。为什么要送这本书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和那只鸟儿联系了起来，还是仅仅因为我和那只小鸟儿比邻而居。

“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这不是我们契约的一部分。”

我猜想，他所说的契约，是友谊的契约。

我轻轻抚摸着漂亮的皮面：

阿喀琉斯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

给希腊人带来无尽的苦难。女神啊，请你纵声高歌！

阅兵场上，数不清的鹅卵石泛着亮光，仿佛每块石头上都平放着一枚亮闪闪的硬币。我和哥哥，还有两个姐姐站在一起，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身上那套显得稍稍有点儿花哨的礼服，还有他那微微受到刺伤的男人威严。我一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遇上这种阴暗时刻，只有父亲的手和眼睛陪伴我去应对。我想，父亲就是在那天被任命为高级警官，一大早，我们全家人搬进了都柏林城堡里的新居，因为我们就要成为那里的居民了。那是一座美丽的四方形住宅，外观是花朵一样的粉红色，那时候我还很小，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带着自己的布娃娃参观一个个房间。但我说不准自己是多大年纪。在我的记忆中，哥哥威利似乎也还是个小孩子，所以那一定是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过，不管是在战前还是战后，看着父亲穿上崭新的警礼服，我心里涨满了激动，相比之下一切都微不足道。这里丝毫没有猜测的成分。那位据说是从伦敦来的特派员，向父亲，向我的父亲，正式授予新岗位的警徽和职责，用父亲的话说，那位特派员穿着一身“伦敦城里做工最精良的套装”。现在我知道，父亲当时将要成为都柏林都市警察署二处的处长，他在警察署工作了三十年，那是他这辈子能指望晋升到的最高职位。父亲容光焕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脸喜气洋洋，当时我们的姨妈、舅舅和表兄弟姐妹仍然住在维克罗郡，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基汀山上的日出也比不上我父亲脸上的神采。我每天傍晚放学回家，扑进他怀里，他总会亲亲我，然后说：“如果没有你的亲吻，我可能永远也不回家。”那种时候，我看见他脸上也是同样的光彩，只不过此时此刻还要灿烂一千倍。父亲身材高大魁梧，和任何一个拔河队相对抗都会让对手望而生畏，这副身躯紧绷在一套黑色制服里，在我眼里看来，袖口仿佛缀着银质的飞镖，不过实际上可能只是闪闪发亮的白色穗带。他的帽子上有一根白色羽毛，在庄严肃穆的城堡里随风飘摆。特派员虽然身份显赫，但他只穿了一套便装，在父亲高大身躯的映衬下，显得那么轻描淡写，还莫名其妙透出几分胆怯，就好像如果我父亲一时冲动，稍加用力就能把他吞进肚子。特派员做了几分钟发言，所有的巡警和警官都发出奇怪的低声咕哝，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自己也穿着跟烧火棍一样颜色的黑制服，每个人身高都在六英尺以上。他们的啧啧称赞在父亲听来无比悦耳，就像我倾听海水冲刷谢里·班克斯海滩那般陶醉。一股股友情的涓涓细流涌上我父亲那张光彩四溢的脸，那张充满骄傲和自信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