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三天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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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沃洛翰夫人好心给我打来电话，却不得不在答录机中留言，我知道她不喜欢这样。一大早，我就出门去了，因为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站在岸边看海。顺着海上航线走过去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在我的感觉里，更是变得愈发漫长了。但是，当我来到岸边凝望大海时，心里十分惬意。只要一看到水，我就会感到莫大的慰藉。风吹拂起咸湿的空气，轻柔地裹挟住我，如游丝一般，抚慰着可怜的灵魂。哦，没错儿，我在想，人的灵魂那么微不足道，恐怕从来没有经过多少进化。它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玩意儿，在人体中甚至都找不出一个恰当的位置。然而，上帝用来衡量我们的只有这个。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缠绕着这些毫无用处的念头，然后便拖着疲惫的脚步沿着原路往回走，动动腿脚至少在我这把老骨头里注入了一点儿热力。我走进木头搭建的门厅，看见电话答录机的灯在闪烁。里面传出的是沃洛翰夫人令人愉快的话音。“嗨，莉莉，”她一上来就招呼道，她一贯如此——“嗨，亨利”，“嗨，某某”，不管给谁打电话都这么说，“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在想着你。晚一点儿我会带些草莓过去。很棒的草莓，我等会儿就带去给你。我得先照管一下那条狗。”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也许有人会说这太突兀了，可我不这么想，我非常了解她，或者是我自以为如此。我了解我的沃洛翰夫人。对于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多年前，当我嫁给乔·金德曼的时候，我问克利夫兰的那位牧师——当然，他信奉的是天主教，我问他，如果我要和一个来历不明，连自己的宗教信仰都不清楚的人结婚，他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乔自以为或者说自称是犹太人，但他并不是犹太人，而且也不反对加入新婚妻子信仰的宗教。那位斯库里教父说，这桩婚姻是“无可非议”的。我觉得这是个很恰切的词语，经常挂在嘴边，作为一种至高的赞美。

沃洛翰夫人，是无可非议的。在她丈夫身患重病的那段时间，她一直精心照顾他，最后埋葬了他，她确信自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如今，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她更孤独，我的确是这么想的，虽然她很有钱，整天忙个没完没了。她有着惊人的生存能力，她经历的一个个人生片段，足可以陈列在教堂里，让观者为之潸然泪下。她已经让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年，当她对我说，她为我“找到了一座小房子”时，我觉得她一定没有打算完全由自己承担这笔花费。前不久，我跟她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她说，“你烤的糕点那么棒”，给你提供一个住的地方是绝对应该和必要的。她用惯常的轻松语调这么对我说，让我感到很高兴。当然，我给她烤糕点也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倾注了自己过去对厨艺的全部热情。就拿小松糕来说吧，做法简单得很，但要做得恰到好处却并不容易。说起来，连一个五岁的孩子也能动手制作。然而，完全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连厨师本人也毫无察觉——小松糕里可能会悄悄溜进去另一样东西——那是一种感觉，是对母亲当年烤制糕点的回忆，就我而言，那情景是在一座爱尔兰农舍的院落里，姨妈围着锅灶团团转，风风火火的场面让人感到几分畏怯，她端着一托盘还没有烤过的蛋糕，像盘旋的鸟儿一样飞过院子，手脚麻利地将托盘放进炉膛的盖子下面，好不让噼里啪啦落下来的雨点把糕饼打得水淋淋，还得倍加小心，不让糕点挨着熏黑的锅盖，以免蹭上一块黑灰。这种超乎寻常的舞蹈兴许也在我身上有所延续，理应如此，我希望会是这样。这话不该由我来说。

她的丈夫，实实在在是个和我一样饱含热情的人，只是他不仅仅对制作糕点感兴趣，他确实值得她付出那么多。她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值得她付出双倍，因为她是这样认为的。我不能说自己在丈夫这个话题上有多少发言权。不过，从1955年到1970年，只要他在家，都是我给他做早餐，这可不是件小事儿，想想看，在某个奇异的天堂里，所有的薄煎饼堆叠起来，会形成一根香喷喷的柱子。

无可非议。我如此钦佩她，敬爱她，单是答录机里传出她的声音就让我的心情豁然明朗，这也许是一个旧仆对女主人一味顺从——除了这个身份，在生活的小词典里还能把我定义成什么呢？我发现那个答录机看上去有点儿污渍斑斑。一座房子里的物品总是得不到适当的料理，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儿。

沃洛翰夫人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道风景，是整个故乡，或者是海滨最远处一个岬角上那座给人带来喜悦的灯塔——那里的海滩变得崎岖不平，更像是被大西洋的波涛冲刷、侵蚀的爱尔兰海岸。即使她说自己打算“等会儿”就来，也许并不代表她真的会出现，我还是感到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我总可以在餐桌旁坐下来了，桌上的塑料贴面把阳光投射到我身后的门厅里，仿佛是反射在海面上的光影，宛若一块平坦的巨石。

思索，回忆。试图去追想往昔。所有那些艰涩的阴暗的时刻，封锁在记忆里的陈年往事，就像塞进旧枕套里的旧袜子。真不知道这些故事到底还有几分真实。很久以来，为了过得轻松愉快，我对它们不理不睬，至少我曾经一天天心满意足，认为自己是幸福日子的主人。每每把一道菜肴做得恰到好处，我就会感到非常愉快，瞧着一托盘刚出炉的饼干，我心里会漾起小小的快乐，说来也怪，那快乐却又是绵绵不绝的，就像是自己刚刚建成帕台农神殿，或者在岩石上雕刻出杰弗逊的面孔，再或许像是一头熊用爪子从水里抓起一条鲑鱼的时候，它的肌体在那一瞬间所产生的快感。那快乐犹如灵丹妙药，深深地抚慰着你，我们来到这世上，除了感受这种小小的成功带来的喜悦，还有可能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打垮和毁灭胜利者的大获全胜，不是战争和市民骚乱，而是把荷兰酸辣酱完美地涂在一块肥厚的鳕鱼排上，呈现出的色泽就像是一页金黄色的祈祷文，从而避免了厨房里可能发生的任何“灾难”——出奇制胜。

虽然我就要走了，脑子里却还在琢磨这些事儿。妈妈调制的酱汁。双层蒸锅的无穷奥妙。“莉莉，温度是锅的思考方式。就像我奶奶在哼唱摇篮曲，声音太大会让你睡不着，声音太轻柔小宝宝听不清歌词。莉莉，你听听温度的声音。听听锅思考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就在那儿噗噗响呢。你会听见的。等你听见了温度的声音，你就能做出世界上任何一种酱汁。”她用粗壮的胳膊指给我看，哦，没错儿，她的胳膊足可以把人打得晕头转向，不省人事，不过她从来不这么干。我亲爱的卡西·布莱克，她给了我在漫长的一生中战斗下去的武器。最终她被抛进了克利夫兰的暗夜中。

我所眷恋的一切都萦绕在脑海里，虽然每件事情多多少少都缝进了悲剧的线索——如果你追踪这条线索有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

其中一条线索，大概是从比尔一直追溯到我的哥哥威利，其间经历了多少战争，至少有三场吧？不，是四场。四场夺取人性命的战争，把多少人家的儿子，还有女儿，都卷了进去，碾得粉碎。对于所有那些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美国的安危而背井离乡投入战争的人，我感到痛彻肺腑。哦，我知道美国对我来说是安息所，是避风港，因此，我怎么会不明白我也必须要为她付出些什么？我付出的是我至亲至爱的东西，真真切切相当于我生命的一部分。哦，比尔。

过去，他老是喜欢看挂在走廊上的照片，走廊一直通到我的卧室，那里光线不好，因为没有窗户，但在大白天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张照片是身穿军装的威利。比尔很小的时候常常盯着那张照片看啊看，因为，说真的，比尔长得酷似威利，他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不是慢慢长成自己的模样，而是最终有了一张威利的脸孔。威利参加了他们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跟比尔参加沙漠战争的时候一样，他兴高采烈地走了，几年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过家，虽然他确实曾经休假回来过。他身上有什么东西遗失在了法国，埋葬在他们挖开的壕沟里，所以，当他好端端地出现在都柏林城堡的家里时，浑身上下却像是缠绕着幽灵，也许是因为他周身笼罩着一层恐惧，像浮动的微尘一般。可他终究是个可爱的男孩，我记得真真切切，或者说这是我对他的记忆——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是留给上帝去评说吧，不过，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深爱着他，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仍然能感觉到对他的爱。虽然我坐在这儿，可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我想大概跟任何一个沉浸在哀伤中的人没有两样吧，肝肠寸断，伤心欲绝，即使这样，在这悲痛的层层缠绕之中，在所有思绪的内心，在一个仿佛遥不可及的地方，我还是能听到我对威利的爱停留在那里，就像双层蒸锅里的热气在涌动。有时候，你倍加小心收藏在抽屉里的东西却偏偏怎么也找不到。踪影全无，真的是这样——但它确实还在原来的地方。

威利在战争中度过了漫长的三年。他先是在科克<a id="jz_5_1" href="#jzyy_1_5">^[5]</a>进行了九个月的训练。可以肯定的是，他离家的时候我十二岁，还是个孩子。等到他最终再也不能回来了，我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威利回不来了……在那场战争中，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个年轻小伙子再也没有回家。他们的父母亲在孩子阵亡之后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会收到几封来信，接着是一天天老去。那些善意的信件是尽职尽责的军官们写来的，有的自己本身也还是个小伙子。信里全都是陈词滥调，除此以外还能写什么呢？每天都有年轻的士兵在战壕里丧生。当你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兄弟时，不管是什么亲人，此后你也随他们而去了，虽然你还在四处走动，还在呼吸，还在思想，但你已经没有了生气。

我已是虽生犹死。虽然我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已经身如枯槁，这对我来说多少算是个安慰吧。似乎这样罪孽要轻一些。因为我知道自杀是一种深重的罪。在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说，这种罪孽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的，死后一定会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