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三天 (第2/5页)

我想大概真是如此。谁知道呢？

我可怜的父亲总共收到过三封关于威利的信。第一封是他所在战斗部队的军官写来的正式信函，读过之后让人悲痛欲绝。父亲是都柏林都市警察署的一名警官，那封信是夹在一堆公务信件中送给他的。他说，在读到那封信的时候，他感到信纸仿佛灼痛了他的手。他趁下午茶时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他迈步走进客厅的时候，宽大的脸膛因为惊骇而涨得通红，仿佛整张脸换成了一盏提灯，简直能把一束光线一路照到巴尔廷格拉斯<a id="jz_6_1" href="#jzyy_1_6">^[6]</a>去。我一眼就看出了异样。我的两个姐姐安妮和莫德正在餐桌上瞎忙一气，我一定得实话实说，当时她们俩正冲着我大呼小叫，支使我干这干那给她们帮忙，这种争吵真是永远没完没了。身穿宽大的制服的父亲走了进来，脸孔像燃烧着一团火。他从光秃的脑袋上摘下头盔。我比安妮和莫德早几秒钟发现父亲有些不对劲儿，我站在屋子中央，正要放肆地嘲笑两个姐姐，话却哽在了喉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遭到斥责的狗，想大声咆哮却又发不出声音。父亲的眼神悬在半空中。我觉得，此后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里。

至少安妮马上就感觉到了什么。她小心地放下手里的大盘子。

“怎么啦，爸爸？”她问道。

“可怕极了……”父亲的话已出口，却忽然好像再也说不下去。他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个信封，上面带有都柏林近卫步兵连队的标志——刻在菠萝上的大象。当时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反反复复检查那封信，想找出破绽和谎言，结果一无所获。

“他是在皮卡第阵亡的。”父亲说。他拖出自己那把老旧的弯木椅，轻轻地坐了下来。他是个大块头，那把椅子细骨伶仃的，他大概是因为这个才特别喜欢坐在上面。

莫德手里的盘子不够走运，哗啦一声掉落在地板上，摔成了十几块碎片。没有一个人朝她看一眼。

“对，”父亲说，“是在皮卡第。一个叫圣考特的小村子里。我不知道那个村子在哪儿？是的，没错儿。”其实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那是整个世界上最后一声叹息。

安妮站着一动不动。我一看她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她经常发脾气，很少有笑容，可我还从没见过她这样的表情。仿佛是受了她的感染，再加上父亲的话也窝在我胸口，我禁不住放声痛哭，同时也为自己已经十六岁了还号啕大哭感到难为情。我当然从来没有读过悲痛情绪排解指南一类的书，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心里。那种悲伤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的。

“可怜的孩子，上帝保佑他，”父亲喃喃地说，语调很平静，“他最后一次回家，我在浴盆里给他洗澡，把你们三个赶到厨房里。他身上的泥垢真吓人，满是虱子和跳蚤，还长了皮癣，你们还记得吗？天啊！你们还记得吗？安妮，你那会儿站在门口跟我们开玩笑，说你要进来了，莉莉止不住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上帝保佑他。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肉，我用大毛巾裹住他的时候，感觉他简直会出溜到褶缝里让我找不见，他真是太瘦了。但他很壮实，虽然瘦得可怜，可也壮实得很。威利就是那样。他是个好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待在家里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悲痛和忧伤先是坐在我们中间，然后慢慢钻进椅子里，最后又渗进四周的墙壁，和灰泥融为一体。我感觉，我们的悲伤一定还留在那里，只要有人悉心去感受，只要还有人记得威利·邓恩这个在世界历史上被遗忘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