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四天 (第2/5页)

当时，父亲回到维克罗郡，在从前的老房子里安顿了下来。一直以来，他的弟弟都在经营农场，那是在基尔特根北面的凯尔沙伯格，作为休姆伍德庄园的管家，他算是继承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曾经担任的旧职。那是一座小小的村舍，依山而建，嵌在山坳里正好可以遮风避雨。我不知道，那座房子归根到底给了父亲怎样的庇护。不管怎么说吧，他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刮掉潮腻腻的墙面，把房子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找人来翻修了屋顶，还请了个泥瓦匠把破破烂烂的牛棚和鸡舍修整得像模像样。他打算在自家的老宅子里安享退休生活——他们家族有七代人都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成人的，作为一个曾经地位显赫的警官，父亲希望保持自己的派头，出行有辆小马车，身边有一个女儿照料自己的饮食起居。我确信，这本身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任何一个可以把自由先于未来赋予自己儿女的国家里都是如此，爱尔兰除外。但父亲还是仔仔细细地用石灰水粉刷墙壁，在窗台上摆放了新栽种的天竺葵，买来几只罗德岛红母鸡和矮脚公鸡，还有猪、小马和奶牛。莫德就要结婚了，我也一样，所以安妮留在他身边，洗洗涮涮、烧烤、拨火、擦亮家具。可怜的安妮由于患小儿麻痹症成了驼背，不可能嫁人，所以父亲十拿九稳能有个帮手。他还买了两条杰克拉西尔梗犬来吓跑老鼠。我和莫德住在汤森街的堂姐家，他们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卖铺，我们俩每隔两个星期就乘坐维克罗郡的大巴到乡下去。

亲爱的老凯尔沙伯格。那里是我的家乡，虽然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都柏林度过的。春天，山坡上冒出一大片白色的石楠花，有时候还没等到积雪融化，它们就在一个个雪堆上绽开上百万朵小花，看上去就像是又下了一场雪。安妮对自己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感到很得意：厨房里的石板光亮如新，和餐具柜上亮闪闪的盘子相映生辉，宽大的壁炉里燃烧着一堆通红的泥炭，壁炉的石缝里住着一只亲切友好的蟋蟀。早晨，盛接雨水的桶里溅起的水花扑打在你面露惊讶之色的脸上，狡猾的母鸡总是企图溜进屋里体验人类的生活，乐于帮忙的猪见什么吃什么，包括在“僻静处”获得的战利品——人可以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大便，完事儿之后用一片湿润润的阔叶草擦屁股，真是比任何纸张都好用。

我和莫德沿着长长的绿色小路朝山坡上走，两人都穿着最体面的外出服装，布袋里还塞有几件更适合在乡下穿的衣服——灰色的旧裙子，白底带蓝点的罩衫。在随便哪个爱尔兰农场上，总有一百种污垢粘在你身上怎么也去除不掉。几个男人弯腰弓背，在一片约莫有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上一铁锨一铁锨地铲土，这块地太陡，也太贫瘠，不适合用犁头耕地。我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们站起身，直起腰，看样子一定是在窃喜用不着非得跟我们打招呼，因为我们说到底也算是本地人。从他们嘴里吐出的话带着乡土味，听上去那么亲切和善。

“就是，就是，是那两个大美妞儿过来喽。”他们这么议论着——虽然莫德并不认为自己生得漂亮，但其实她真称得上是个大美人，一头浓密的黑发用一根平平常常的丝带束在脑后，没有什么时髦可言，却显得美丽动人。“你们要上山去看老父亲？是不是啊？上帝保佑你们。”

我们确实上了山。我们家的房子是基汀山上最靠后面的一座，在那一带，大自然对人类的温文尔雅失去了耐性，开始在山间恣意撒野，无拘无束，到处都是石楠花、溪流和沼泽。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坐在自己的厨房里，身上穿着美国式样的衣服，灵魂包裹在自己这副美国人的躯体里，笔下的一切都已成了如烟往事，一切都早已画上句号，所有的人也都已被雨打风吹去，这是世间万物的普遍规律，那些弯腰劳作的男人，莫德，我父亲，那些享受天国之福的母鸡、小马和猪，还有那一整座神圣的小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们还是年轻姑娘的那段日子，我们从来没有萌生过感恩的念头。现在我一个人坐着，一个老迈之人，一个历史遗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心存感激的历史遗迹，为上天曾经赋予自己的一切感激涕零，如果不是为自己被命运夺去的一切而耿耿于怀的话，我这颗枯萎的心，向逝去的一切发出遥遥的召唤。我又一次回想起那奇妙的情形，每年春天，维克罗郡的大巴总会把一束束石楠花运到城里来，这样父亲就能在自家的壁炉架上摆放一些，当时我们住在都柏林城堡里，石楠花带给我们一缕家乡的情味，它们是一个象征，一首诗，一曲歌谣，我们这些小孩子总会用鼻子嗅啊嗅啊，使劲儿闻着花香，一个个欢天喜地，可听我说起的人往往不以为意。我还想起一些别的事情：开放在沟渠上的吊钟花，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一捻就破，我印象中它还有个别名叫毛地黄，对心脏病人大有好处；黑刺李四月开花，灰白色；山楂花五月开放，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白色，白得更纯净；金雀花的花朵跟乌鸫的嘴一样金黄，也是在五月开花，香味很独特，极像是刚刚吸吮过母乳的婴儿嘴角留下的余香，我真是这么感觉。秃鼻乌鸦在凯尔沙伯格古老的大树上吵吵闹闹，这种坏脾气的鸟儿结成伴侣则是从一而终，如同虔诚的天主教教徒；鹪鹩在土堤上筑起一个个小小的王国；斑尾林鸽把一句话翻过来掉过去说个没完没了；每当维克罗郡附近的海面上起了风暴时，我们就会听见海鸥在风头浪尖上吵吵嚷嚷，喋喋不休；茂密的灌木丛里，獾趁着夜色在根茎中间拱来拱去，挑三拣四；狐狸让人又害怕又喜爱，这胆大包天的家伙一身火红，黑夜里从山上跑下来，检验我们的鸡舍够不够牢靠；还有夜莺，暴风雨频繁的春天，经常能看见毛脚燕和麻雀箭一般来回穿梭，恐怕就连上帝也难以把它们区分开吧。那时候，莫德和我的生活都还没有笼罩上一层阴郁和黯淡，她对自己在圣史蒂芬公园结识的那位艺术家非常满意，我对自己的退伍士兵也是一样感觉，我们俩走在路上丝毫也没有想到疲惫，疲惫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走到房子跟前，门口有一桶水可以猛灌上一气，灶台上炖着一锅肉，院子里的炉膛内正烤着香喷喷的面包，接下来可以喝杯茶解渴，茶是最棒的解渴饮料。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和太阳一道起床，开始干各种杂活儿，喂母鸡，挤牛奶，搅拌奶油，从倒挂金钟的花丛里收下大片大片的干花，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要是父亲到山上的田地里去了，赶上有补锅匠顺着小路走过来，我们还得插上门闩，不放他们进院子，那些补锅匠头发蓬乱，什么都不管不顾，走到哪儿都扯着嗓子乱唱一气，其实，就连阳光也有自己的声音，难道不是吗？还有秃鼻乌鸦和鹪鹩呢，知更鸟唱着绝望的歌，父亲唱着《从前有个老女人住在鞋子里》，到了夜晚，壁炉里的泥炭送出绵绵无尽的暖意，透射出一种彻心彻骨的慈爱，我们都把腿伸过去取暖——像木棍一样细骨伶仃的女孩子的腿，看上去有几分滑稽，这种时刻，就是明知道会生冻疮我们也毫不在乎。我一直写啊，写啊，纸页散落在我的腿上，我就像摊开了一沓钞票，一堆做发财梦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珍宝。

这样的日子才刚过去一天，父亲回到家，突然像变了个人，一脸阴郁。春天的黄昏，一转眼就会溜走，不过天色还算明亮，晶莹的雨丝落在院子里的泥粒灰岩上。他从半截门走进来的时候，高大的身躯在房间里投下一片阴影。他让莫德和安妮先出去，吩咐我在壁炉边的石头上坐下，又给自己拖过那把暗沉沉的旧椅子。他的脸像是因为恐惧而变得惨白。

“出大事儿了，”他说，“出大事儿了。刚才，我到基汀山的山坳里找那只该死的母羊，这不知好歹的东西，老是到处乱跑。我正在东找西找，有两个我不是很熟悉的人朝我走了过来。我一时半会儿还以为他们存心要害我，因为我知道他们俩是巴尔廷格拉斯军团的人。所以，你不免会猜想他们有可能企图谋害一个老警察。我敢说一定有人想谋害我，巴不得开枪把我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