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十二天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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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最后的搭档是个爱尔兰人，名叫德西，他为乔安排了一场纪念仪式。他们先是举行了一次次葬礼，安葬所找到的尸体和残缺不全的尸首，接着又开始举行仪式纪念那些失踪的人。乔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德西警探来自爱尔兰，算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尔兰人，虽然正笼罩在悲哀之中，我对于这样一个人仍然心存疑惧。幸好他的家乡是梅欧郡，和维克罗郡相距甚远，位于爱尔兰岛的另一边，这让我感到些许宽慰。他也曾投身于那场战争，不过，在我看来，他是个快活的人，喜欢交际，性情开朗，虽然乔的下落不明让他整个人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感觉，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自己的搭档，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当警察。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倾向于把这个小小的仪式办得隆重庄严。他是这样一种人，热爱生命，但也愿意给死亡以应有的尊重。他是个有点儿笨拙的大个子，肩膀稍稍往前弓，这让我想起了安妮。他看上去就像抱着一块大石头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把上身坠得有点儿直不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吧，他高度赞扬了乔和乔的许多品格——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个警探的乔。我如此熟悉的丈夫，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就像是听他说着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那是一种锥心刺骨的痛。德西警探所描述的乔简直如同一个陌生人。他讲了一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当时，他被一群经营玉米葡萄糖的商人抓住了，乔说服那些人不要杀了他，等他逃脱危险之后，乔又设法以走私玉米葡萄糖的罪名把那几个人逮捕归案，让他们入狱服刑，顶多也就是几年徒刑。圣诞节的时候，那几个家伙给乔寄了张卡片，感谢乔说服他们不要杀人，这会把他们送上电椅。这个故事我压根儿没听说过。他的警察同事们微笑的脸上做出一副怪相，轻笑了几声。总而言之，这些关于乔的故事他的妻子一概不知。

接着我又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麻烦，因为要解决给我的抚恤金问题将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乔能有那么一点儿钱留给我的话，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死亡证明，我必须等到法庭能够依法宣布他死亡的那一天。

“真是有点儿奇怪，”德西警探说，当时是在我的厨房里，他坐在他的前任麦克·斯科佩洛先前最喜欢坐的那把椅子上，“问题不光在于死亡证明。我们甚至连乔的出生证明也找不到。除了他的结婚证，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证明。他一开始接受培训的时候提供的信息和任何真实的文件记录都不怎么相符。没有一份文件能够说明他的任何情况。不过，他非常可能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殉职身亡，所以我们不打算对此寻根究底。但是，你可能会想，除了你和他是夫妻关系，还有我们每天确确实实都看见他以外，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问，“经常会有履历丢失的情况吗？”

“不，并不经常发生。不是的。人们会改名更姓。然后像隐形人一样跨越州界。”

“噢。”我应了一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

“这叫化名。上个月，我逮捕了一个人，他有三十九个不同的名字。他还列了张单子，免得忘记。我本来有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个疯子，供认自己在十八个州犯过轻微罪行。十八个州啊。他想让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交给报社。报社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一下子泄了气。眼下正在克利夫兰劳教所服五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在美国，好人会更名改姓吗？”

“不知道，”他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大概不会吧。”

他交给我一袋子美元，是他和警察局的几个弟兄募集一圈凑起来的。他还问过自己的妻子，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出路，他妻子建议我去和妇女医院的蒙特福特修女谈一谈。

“好吧？”他说着话，像一头熊一样站起身来，“莉莉，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难过，我们所有的人有多么难过。”

“谢谢你，警探先生。”我说。

于是，我省吃俭用，靠那点儿美元勉强维持生计，我的宝贝在我的身体里慢慢长大。为什么我们有了孩子，孤独感却并没有减少呢？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满以为有个小生命在自己体内一天天变得坚强有力，会减轻我的所有烦恼。然而，当我躺在那张老床上，不再有乔伸展开长胳膊长腿，四仰八叉地躺在我身边，脚从床的另一头垂落下去，嘴里叼着烟卷，有一搭没一搭地夸夸其谈时，我总会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整个夏天，屋子里一片安静，静得连壁炉架上那个廉价的钟表都显得怯生生的，钟表嘀嘀嗒嗒地走着，间或鸣响报时，几乎不好意思打破四下里跟修道院一般的沉寂。每天早晨，我都在马桶里拼命呕吐，吐得实在是厉害，我担心孩子会从我嘴里噗的一声跳出来。

我大着胆子给安妮写了封信，虽然我一想到这么做有可能再次引来那个黑衣男人，心里就惶惶不安，但我还是忍不住想，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几十年都过去了。当然，就连杀手也会变老，对消失无踪的目标渐渐变得漠不关心。我这样祈祷。我按着上次的地址给安妮写了信，大致讲了自己的情况。几个星期后，我从邮局取出她的回信——这次我还是没敢把确切的街道名称和地址告诉她。她在信中说自己过得不大好，万不得已只好和我们的一位表亲萨拉·卡伦相依为命，住在凯尔沙教区，在那儿有个小农场，有张床，等等。另外，她又详细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父亲的事情，说到爱尔兰独立后，他的退休金莫名其妙出了岔子，他迫不得已，只有乞求新政府的宽恕。安妮还如实描述了父亲的坟墓——无异于乞丐的葬身之地。也许是因为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她又是孤身一人，所以她变得越来越衰弱，于是开始跟我述说实情，触及了生活最残酷的硬核。她说，莫德虽然嫁给了她钟爱的那位画家，生了两个儿子，但她的小女儿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葬在格拉斯内文墓地的天使之园——在都柏林，所有夭折的小孩子都埋葬在那里。从那以后，莫德病倒在床上，一连几年卧病不起。这消息让我大为惊骇。在安妮看来，莫德并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她的神经不够坚强，无法承受丧女之痛。这些已经足以骇人听闻，但我把那封信细细地读了又读，不可思议的是，我心里竟充满了感激，渴望了解一切细节，不管是喜是悲。我热切地盼望着，盼望着回家，盼望着摆脱眼下在美国的一团混乱，回到爱尔兰的混乱中去，那是我更能理解的一种混乱，而且也不会如此孤独。然而，从两个姐姐身上，我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寂寞，每个人的寂寞各有不同。从安妮的字里行间，我可以想象得出，她根本就没有钱，但她还是把一张红色的十先令纸币折了又折，放进信封里。街角那家银行给我兑换成了四美元。我为此感激不尽，给她写信表达谢意。据我所知，那封信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当时我已经有差不多五个月的身孕，我自以为过得相当不错。我的钱只够勉强付房租和糊口。我每周去一次意大利大集市，那里有几位非常好心的妇女，她们总是往我的袋子里塞满马铃薯、胡萝卜之类的蔬菜。集市上还有个肉贩子，多内利先生，他总是切下边边角角的便宜肉给我。在这方面，他是个了不起的行家，因为他别的主顾也都买得不多。我跟卡西学会了她所有的本事，很擅长采用一点儿巧妙的烹调手法给这些食材增色添彩。我心里想，我这是在做给自己的孩子吃。当我把饭菜摆上餐桌时，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充盈着我的内心，仿佛我的小不点儿正在和我一起就餐。脑子里想着这情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一个人轻轻地笑出声来。我属于那种痴痴傻傻的女人，时不时对着自己的肚子说话。第一次胎动的时候，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我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我能感觉到一抹灼热的阳光轻柔地穿越我的身体，透过我的乳房和耻骨，那是一股狂喜化身为一缕光芒。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如何形容。仿佛有个人在我的身体里向我发出信号。我在这儿呢。也许事实上我的孤独并没有减轻，但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变得强悍起来。如果任何魑魅魍魉逼近我们，我可能会撕裂它们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