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死于梦醒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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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那天早上，父亲看到她痉挛的样子，脸色灰白，差点摔倒在地，哥哥请驾驶员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亲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办公室。那之后的两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坚持上班。最爱的人不在了，七十年的共同记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都随之消失。但最爱的工作还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样将父亲安全地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母亲总是早上四点就起来去父亲病房找他，搞得他不够睡，很疲劳。我跟她说，你早上千万不要那么早就去找爸爸，他休息不好身体会垮的。她很惭愧地答应，明天让他睡饱，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又一大早去找他。有时候，母亲还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跟父亲发脾气，他自己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但这种时候只好把她当小孩哄，从不怪她。我想起《本杰明·巴顿奇事》里布拉德·皮特演的角色，在生命的尾声变成一个婴儿，躺在恋人怀里。

早上七点三刻，父亲跟我说，我上班去了。他的语气严肃、平静，眼睛里流露出活力。

有一天，母亲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她突然笑着说，这句倒是蛮性感的。我惊讶不已，如果没有音乐伴随着这词，她绝对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联想。我再一次被音乐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脑最原始的中枢，是先于语言的东西。音乐通过母亲脑中已经病变的边缘通路穿刺到她已经萎缩了的海马体、杏仁核，刹那间的感官记忆，像一次短路的火花，照亮她黯淡的意识，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喜悦。

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一个犯罪研究所，由苏联专家培训破案。那是安全局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性质的政治性很强，不是一个容易待的地方。

从重庆回来后，我每天上午陪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父亲也在一旁听着，有时目光变得遥远。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阳光明媚。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报到的时候，父亲看到另外几位都是政法学院毕业的人，就跟负责人说，我只会当医生，不合适做破案工作。负责人说，我们破案有爆炸、燃烧、痕迹方面的工作，需要懂物理化学的人才。父亲说，我是医学系的，没有学过什么物理化学，药学系的人这方面也许更强一些。但是那个负责人还是没有被说服，父亲只好硬了头皮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在档案里有没有看见，我当过反革命。负责人一个电话打到上医，结果档案的确如此，他就让上医马上换一个人来。

我跟母亲说了再见，还没来得及关机就听到她在那头自言自语。原来她不懂怎么关父亲的手机，不知道还跟我连着线。母亲发出各种困惑的呻吟，好像不知道她接下来将面对什么，该干什么。然后，她开始急促地祷告。待她停下片刻，我轻轻叫了声妈妈。她慌忙地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在重庆拍戏，在跟你通电话，我们一起祷告吧。我按照她曾经教我的祷文说：“亲爱的主，感谢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指引我们的言行，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力量、智慧和勇气，与我们同在，求你保佑妈妈……”母亲马上添了一句：“亲爱的主，我把妹妹交给你，求你保佑她家庭美满事业成功，求你指引她，做你的好孩子，不做你不喜欢的事。”那天我六十岁，却还是个孩子——母亲的，上帝的。那是我所有生日中最难忘的礼物。

当时分配有两个没人愿意去的科，一个是组织胚胎科，另一个是放射科，而最没人想去的就是放射科，当年只有一台拍胸片的机器，其他什么设备都没有。父亲被退回学校后就自告奋勇去了放射科，那是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五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他直接骑车去南京路为母亲和自己各买了一条裤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多次说起这件事，仿佛那是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一天。六十六年过去了，华山医院放射科早已鸟枪换了大炮，九十一岁的父亲仍然在那里为人看病。

母亲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重庆拍戏，你记得重庆吗？你记得在歌乐山的事吗？她说，在歌乐山的时候最开心了。她无法更具体地表述，我便提醒她，记得姚牧师吗？她说，姚牧师最好了，教我唱好多歌。我又问，圣光中学里面有教堂吗？她愣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只要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教堂了。母亲失忆以后，经常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头脑的空白。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在搪塞我，还是她在脑海里看到了那片雾蒙蒙的竹林，听到了回荡在山谷的祈祷和歌声？我不禁感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回答。

记得有一次，母亲需要去华山分院的PET中心做全身扫描，天不亮我和驾驶员就赶到病房去接父母。父亲还在洗漱，他说，不用那么早就去。我说，昨天医生关照了一定要在六点钟前到，不然就要排长队等很长时间，妈妈会太累。他说，不会的。到了PET 中心，父亲熟门熟路，跟那里的医生们聊起中心的各种人和事，我这才想到他是中国放射学的元老之一，是国内应用CT、MRI、DR 和DSA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开拓者。父亲桃李满天下，到PET 中心就像回到老家。

我生日那天，正在重庆拍摄《忠犬八公》，父亲打电话给我，好像完全不记得生日的事。他说，妈妈想跟你讲讲话，我要去楼下办公室给病人会诊。

母亲开始第三轮化疗以后，我跟父亲说了我即将回美国的计划。他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但还是瘫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不能多陪你妈妈几天了？我说，我四个多月没回家了，趁妈妈现在还稳定我先回去一下。他说，现在从美国再回上海的话，要隔离三个礼拜了，你知道吧？我说我也听说了。父亲说，万一她发生什么意外，你赶都赶不到。说完，他打开手提电脑阅读起影像学的文献，哪怕住院他都从未耽误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他的孤独和疲劳。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样到医院探望父母。母亲突然精神了许多，她吃了半个我们带去的苹果，还跟着哥哥手机里的音乐唱了《田纳西华尔兹》。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坚持治疗的信念和承受力终于点亮了希望的火苗——也许母亲的病能得到治愈。从那天开始，她奇迹般地好转起来。

患心脏病的父亲，照顾着患失忆和癌症的母亲。如此艰难的时候，孩子们都不能在他身边，当年把我们送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有没有后悔？几年前有一次，好像是父亲需要处理什么复杂的事务，令他烦恼和疲惫。他跟驾驶员说，小孩都是白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上海封控期间，父亲的日子非常难熬，他不会用微信，更不懂怎么在网上抢菜。我很久都买不到回沪的机票，最后买到了又被熔断了两次。父亲耳背，我怕电话讲不清楚，就写了微信请表弟转告。父亲看完后说，大概都是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