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死于梦醒 (第2/5页)

我不信教，对自己和对宗教都持有同样怀疑的态度。但是母亲病重的那十个月我每晚在黑暗中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回想起来，那些时刻我并不“虔诚”，有时会在心里大喊：你到底要她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折磨她？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爸爸？

我奶奶父母的坟在老家江西南昌郊外。记得父亲跟我说过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政府要在坟地上面建公路。父亲接到通知后去那里迁祖坟。按当地习俗，挖坟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同去。挖开后，父亲看到坟边小溪的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改了道，他祖父母的棺材已经浸泡在地下水里。棺材被抬起后有六条鱼在水里慢吞吞地游。再仔细看，父亲发现因为它们一辈子没有见过日光，所以眼睛是瞎的。风水先生看到这个景象，考虑了一下说，要把家里的六个小辈送到国外去。父亲有些震惊，奶奶这条线下来到我这辈，一共有八个后裔，其中有六个在国外生活。也许父亲埋怨的是命运，而不是我们的不孝。

化疗期间母亲经常拔掉点滴管，胳膊手背上的静脉血管全都无法再用了，必须把点滴装置埋在皮下，从颈动脉输液。这个小手术平时只需局部麻醉，但是因为母亲在清醒的情况下不会配合手术，所以必须用全麻。父亲担心全麻的风险，跟医生说，我可以在手术室里按住她。医生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按住她的头和双肩，她挣扎时带来的风险会高过全麻。

航班是晚上起飞，白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陪父母。我们跟往常一样在病房里唱歌，然后一起吃午饭。母亲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父亲从他的小冰箱里拿出一块栗子蛋糕，说，阿中啊，甜品，母亲便笑眯眯地接过来吃。我好奇，在六十六年的婚姻里，他们有过别的渴望吗——那些互相无法满足的渴望？那似乎是人之常情。他们也一定有过对方无法分享的欣喜、无法分担的痛苦？或者孤独难挨时的诱惑？我大概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有时在完全莫名的情形下——或许半夜三更惊醒过来，或许大白天在微波炉前热午饭，或许傍晚在淋浴时哼歌——我眼前会出现母亲骨瘦如柴的身体，被静脉针扎得一片片青紫。我想，父亲选了这张照片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忘却——他想用母亲最美好的样子去冲淡她被病魔摧残的记忆。

从病房回到家里，猫咪围着我叫，我蹲下来摸它。它刚来父母家时，送猫的朋友常来问问它的情况，母亲会说，这只猫聪明得不得了，都可以当我的研究生了。或者，这只猫懂事得不得了，以后我们不行了就全靠它了。这些年来，父母看电视的时候，它总爱在父亲的膝上躺着，母亲弹钢琴的时候，它总爱在琴凳的一端坐着，我每次开门，它都迎上来叫我，用脸蹭我的裤腿。猫咪被撸得舒服了，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懒洋洋的身体呼噜呼噜作响。家里还剩一罐鱼肉的罐头，我打开给它，它吃得很香，完后仔细地舔着自己的毛，全然不知我将不得不把它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所有的爱从一开始就在走向终将的失去，连猫也无法避免这必然的命运。

父亲打开钱包，问，你需要人民币吗？我看到里面多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按照钱包的尺寸印出来的。这是他自己在家里打印的吗？还是去外面专业的地方印出来的？我也有同样的一张，是父亲自己放大后染了色的。照片里母亲大概二十出头，我从没见过另一个女人有如此天然和宁静的美丽，有如此深邃和神秘的眼神。母亲走后我为相片配了镜框，放在了换衣间的橱柜上，每天可以看到。

父亲现在很少在餐桌吃饭，早饭一般在书房的电脑前边写书边吃，午饭和晚饭就在电视机前边看剧边吃。一天，他难得跟我一起在餐桌吃饭，想到了猫咪，跟我说，猫咪现在可以回来了。我说，先不急，你一个人在上海我和哥哥都很不放心，疫情期间来回飞实在太困难了，你还是来美国跟我们住一段吧。他说，太忙了走不开，我最近在研究脑部毛细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疫情一结束我还要去老挝，国家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要提前结束这场磨难，那是求生的本能吗？还是爱？

父亲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流浪癖，十分向往远方和未知。七十年代，他带了一个医疗队去多哥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被世界的丰富和宽广所震撼。也许，流浪的种子就是那时埋入了他的心田。

还有一次，我在屋里找不到她，觉得奇怪，因为母亲除了跟父亲去游泳一般不出门的。一股风吹到我的脸上，窗帘飘起来，我这才发现阳台的门敞开着，她紧靠在锈了的铁栏杆上，稀疏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我叫妈妈，她的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几十年前刚搬进这个公寓的时候，她说喜欢这个阳台，但是让我们都千万别用力靠在栏杆上，万一豆腐渣工程掉下去就没命了。我直觉感到母亲在思量生死，感到震惊与恐惧。

医疗队宿舍里的用水质量很差，父亲就每天跟同事一起，带着大桶去爬山，再把山里的泉水一桶桶地运回宿舍，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喝过最甘甜的水。当地一个酋长的大老婆常找父亲看病，酋长也就成了父亲的朋友。大老婆住在泥巴和干草糊的房子里，窗帘和床单都是各国访问者送给酋长的国旗。

大概在七八年前，母亲坐在卧房的小书桌前发呆，一本打开的书上画满了线，她的健忘症已经发展到无法享受阅读了。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肩膀，她转头说，活着很没劲，没什么可开心的事。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我不会自杀，因为我不能这样对待你爸爸。

多哥非常贫穷，但是在那里父亲远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几个月后，他就向驻多哥中国大使馆申请把我们全家都移民去多哥，理由是作为医生他可以比官方更有效地了解当地民情，促进中多友谊。幸好大使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