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死于梦醒 (第4/5页)

也许“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包含在我们所有的梦想和那些一厢情愿的神奇念头里，毕竟我们最强烈的渴望和恐惧都源于和坐落其中。那么，梦想比现实中发生的事更真实地谱写了我们的传记。

父亲趿着拖鞋的脚步声让我回头，他的脚步踉跄，眼神疲乏，比半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更老了。我叫爸爸，他应了一声就没有其他话说了。我指着一张相片问，你们在哪里拍的？他认真看着我的嘴形，然后说，这是丹麦海边的美人鱼铜像。这之前我并不知道父母一起去过丹麦。

父亲每天下午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四五个小时，有时更长，天黑了也不出来。他在里面想什么干什么，我无法知道，我只能想象他是在与悲伤对话。悲伤说，陈星荣，你不可能像爱张安中那样爱任何人了。父亲说，是这样的。悲伤说，也没有人会像她那样爱你了。父亲说，是不会有了。悲伤说，你再也听不到她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了。父亲跪下来，说，我投降，你饶了我吧……

在医院回家的车上，我怅然地望着窗外，梧桐树嫩绿的新叶在阳光里像宝石那样闪烁，一株红色的冬梅、一棵白色的玉兰偶尔划过。路人们提着塑料袋进出商店，握着手机、香烟坐在树荫下，外卖小哥们在人群缝隙中穿梭……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我脑子里出现了一首歌：为什么太阳依然照耀，为什么海浪拍打岩岸，难道它们不知道这是世界的末日？

琼·狄迪恩在女儿和丈夫相继死去之后写了《奇想之年》一书，她说悲伤像风暴中的浪涛，打得你膝盖发软，眼睛昏黑。也许在一波巨浪平息下来的间隙，父亲去打印了那张母亲的照片，放到钱夹里。走出卧房时，他是个刚从海啸中幸存下来的人。

母亲被护工用轮椅推过来，她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瘦得形同骷髅。我胸口抽紧——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准备。她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轮椅的手把，好像在悬崖峭壁，松开了就会一落千丈。我蹲下轻轻唤妈妈、妈妈，她睁开眼看见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我抱住她的头，她努力睁眼，好像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力气说。我问她，妈妈要喝口水吗？她说要。我请护工端来温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两口就吸不动了。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抚摸她紧抓着轮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年轻人也许可以从失去中找到意义，在治愈中得到成长，他们的面前还有着很长的路和其他的爱。对于九十一岁的父亲，失去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的老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令人绝望的事。从母亲确诊到十个月后去世，从她去世到今天，父亲到底有过多少幸福的时刻使他如此顽强地生活？当他从折磨中得到喘息的时候吗？好比黑夜后黎明的曙光，好比严冬后万物的复苏。

我第一次去医院看望母亲是乘货梯溜上去的，那个钟点正是货梯最忙的时候，我和哥哥挤在一盒盒的点滴液、针头、手术用具、一包包的床单被褥、病号服之间，看着电梯在每一层停下，卸货装货，花了很长时间才到十八层楼。父亲的助理让我们在电梯对面一间空的缓冲病房，等待父母从他们各自的病房过来跟我们见面。

好比七十年前，在前景最无望的那天，他得到了母亲爱的誓言。

第二天我又给父亲电话，他说，你跟妈妈说说话吧。我叫了声妈妈她就哭了，轻轻喊妹妹啊，妹妹啊，说不出别的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你受苦了，我马上就来看你了。过了一会儿，父亲接过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吧。我突然心痛、内疚，他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看到她受折磨也一定是心力交瘁，我们凭什么在远处责怪他。

“肃反运动”中，父亲和几个好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被揪出来在全校批斗。因为共青团领导知道父母在恋爱，母亲被点名要求在大会上揭发父亲。众目睽睽下她浑身发抖脸煞白地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是好人。

我给父亲打电话，能听到母亲在一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怕他耳背听不清，大声问，你能不能请医生给妈妈打麻醉药？他也大声回，不行的，你们是要她安乐死吗？说着就把电话挂了。我叫哥哥去医院，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父亲。他说，我现在进不去啊。我说，要是我，就宁愿压一个枕头在妈妈头上，我宁愿她死。说着我就忍不住哭了，这些天憋在肚子里的眼泪全涌了出来，呜呜地哭。哥哥听我一哭，也哭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就那么无助无望地在电话两头哭。

母亲在笔记中这样写过：“……那时我和陈星荣好，但关系尚未明确，想等两年再说。我见他坐在角落里写着什么，就走过去问他。他轻声说：写交代。我问：交代什么？他放下笔说：他们要我回忆出所有干过的坏事、丑事，并交代当时的思想活动，不论事件大小，再小的也不许遗漏。我想安慰他，但所有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我们才二十出头，正是人生最灿烂、最有朝气的年龄，进了一流大学，将来成为好医生，治病救人，无上光荣。可现在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阶级敌人，将受到怎样的镇压和发配？这一生的日子将怎样度过？那一刻我就做了决定，跟他说：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我只嫁给你！他似乎有些吃惊，接着就哭了。我们抑制不住愈来愈响的哭声，忘记了这是在图书馆。但是周围座位上，坐在磨砂玻璃挡板后面看书的人始终保持肃静，默默地给了我们同情和支持。”

我们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她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曾在平江路的家里住过一阵，我们都叫她小于。小于出国前是华山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她建议母亲用一个叫异丙酚（Propofol）的麻醉镇痛药，让她减轻痛苦，得以入眠，第二天可以有力气进食和承担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母亲的医生说，医院从来没有这样用过麻醉药，无法承担这个风险。（当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打了过量的 Propofol后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