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是黑镜中的美 (第3/5页)

大哥不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婚后从未与媳妇同居，独自到嘉定娄塘镇去经营一家布店。这位没有文化又没有父母的大儿媳没有退路，只得留在张家伺候公婆。

刘广琴

小爷叔的上面有三个哥哥：

母亲生前，我只知道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整理遗物时，我才从她少年时代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她对信仰的困惑和矛盾。她十六岁那年上海解放了，学校开始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两年后，她写了一份“自传”——密密麻麻九页纸的反省。

美华里那一大家子二十来口人，简直就是一个村庄。让我在这里梳理一下人物关系。

……说到我的思想转变过程，是不够快也不够好的。我小时候进的是教会学校，而且是住读，所以我完全生活在祈祷、赞美诗、听道和牧师教士中，其中有一个姓姚的英国牧师，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她看见我刚上学时想家想得那副惨象，就叫我到他房里去祷告、讲圣经故事，还用耶稣和我同在等话安慰我。以后，我们每天有三次祈祷、两次查经和一次听道，不到一年我就成了基督徒。从我十岁到十七岁这七年中，姚牧师始终影响着我，使我后来在完全不信教的环境中却变得越来越虔诚。我每天读圣经，想到耶稣为世人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总是满心感激。

大舅舅去世后不久，公公病逝，矮好婆病倒，母亲只好搬去当时已经收养了她妹妹的“小爷叔”家。这位叔叔叫张一凡（原名张昌宣），是上海《正言报》经济版的主编。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他为了安全起见，在法租界巨泼来斯路（现安福路）的美华里，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并把他父母从嘉定望仙桥接到上海。记得我母亲和二姨管她们的奶奶叫“长好婆”，因为她个子很高。抗战爆发后，小爷叔又把住曹家渡（非租界）的叔父一家人也接来同住。

去年，我看了《刘胡兰》和《钢铁战士》等电影，又看了《人民文艺》中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后，觉得这些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人要伟大多了。他们所受的酷刑拷打，上老虎凳、上绞架，不是比钉在十字架还痛苦得多么？可是他们丝毫也没有被这些吓倒或屈服。刘胡兰为革命牺牲的时候是多么勇敢，多么坚定，而耶稣呢？圣经上说他在钉十字架前一天夜里，因害怕而满面流泪，跪在地上恳求天父，若是可以的话就免了他喝这杯苦汁吧。跟无数个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比起来，耶稣显得多么懦弱啊！而且，革命战士牺牲的结果是，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翻身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可是耶稣钉死后的结果呢？他是为把人类从罪恶中救出来而牺牲的，结果两千年来，世界上不断出现罪大恶极、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要不是人民自己起来推翻他们的话，耶稣简直就拿他们没办法。既然这样，我怎么可以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人不信，却要去崇拜两千年前的耶稣呢？翻来覆去想了一夜，就决定把宗教抛弃了。

有幸地，那个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错过了哥哥。想想人的一生，能自主的事真的不多。一个小小的基因突变，在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

有一天姚牧师来看我，照例带来几本祈祷书和无数鼓励的话，但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先是惊讶，然后就难受得不得了。这是我思想转变之一。

成年后我才知道，她当时的粗暴来自恐惧。我们母系家族中的男性，有精神分裂症的历史。这个病遗传性很强，一般在青春期步入成年的阶段发作。母亲是研究神经药理的，从哥哥出生起她心里就埋下了这个隐患。当她看到哥哥传承了大舅舅和表哥的艺术细胞时，便更加愁肠百结。哥哥写得越好、画得越好，她就越觉恐惧。跟公公一样，母亲也非理智地相信，如果能杜绝孩子身上天赐的才华，就能把天赐的诅咒也一同拦在门外。

我问二姨母亲少年时代的事情，她想了想说，你妈妈有过轻生的念头。我听了很震惊。二姨接着说，她觉得以前的信仰、寄托都垮了，没有了神没有了永生，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段时期我们都很迷茫。

一次，母亲看到他画的女孩和写的情诗，就要夺走没收。他们扭打起来，画和笔记本被抢过来抢过去，最后撕成了两半。母亲大声骂哥哥萎靡不振，沉浸在不健康的思想里。那时我还小，以为她发如此大的脾气是因为哥哥早恋。

二·六大轰炸那晚，你妈妈和我在一片黑暗中谈到《圣经》，经文说要饶恕敌人七十个七次，可怎么能容忍这种杀伤无辜的行径？我们好像在找理由怀疑上帝。

记得我哥哥少年时代多愁善感，爱写诗歌，还有很高的艺术天分。母亲不喜欢他写诗，也不给他钱买绘画材料。哥哥就把每周日去奶奶家的公车票钱省下来，去福州路买画画用的纸。他在长风公园跟少年划船队训练的时候，常溜去公园画海报的办公室，跟一个叫小潘的人要公家发的油画颜料。小潘多给几管绿色的，哥哥回家就画绿调子的，多给几管蓝色的，他就画蓝调子的。

沉默了一阵后二姨换了个话题说，那时你妈妈漂亮得不得了，解放初期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仍有豪华汽车接送，但你妈妈骑着脚踏车，一阵风一样进出校门的模样，倒是更让人家羡慕的。

那个毛骨悚然的夜晚，在母亲的脑子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脚踏车上的美少女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精神磨难。

一天夜里，母亲在床上朦胧听到大舅舅在盥洗室唱歌，很好听，歌声伴随她进入了梦乡。半夜她被公公和矮好婆的尖叫声吵醒，跑出门来看到红色的水从澡缸里溢出来，再从楼梯上淌下去，大舅舅躺在澡缸的血水里，已经割腕死了。

我知道母亲进了大学以后仍然在跟她的宗教信仰抗争，渴望从灵魂深处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她在入团申请书上，沉痛地自我检讨，“宗教的信仰使我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共产党和共青团，因为一从本质上来看，就矛盾了。直到上学期，我对党团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总是把事情对立起来，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觉得共产党这一点好，那一点不好，比如像镇反、抗美援朝、土改等运动，我都能拥护，可是一说到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猴子进化变人，我就不服帖。我不重视政治，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物质……我的人生观是：我在世间做客，我家在天。这样的人生观极严重地阻妨我的进步……”

母亲的大舅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冬天作画、教书、办画展，一到夏天就发精神病。发病时，他会把母亲放在脚踏车的龙头上，在大街小巷疯狂地转圈。他还会抱着她到阳台上去，问她，你想飞吗？我把你往下面一扔你就飞起来了。她就紧紧地抱住舅舅的脖子不放。大舅舅跟自己的表妹青梅竹马，非常相爱，但是表妹的妈妈（矮好婆的妹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当官的。

在接踵而至的各个运动中，她多次检讨自己曾经受的“奴化教育”。

他对她表哥阿伦就不像对她那么好。阿伦是一个天才，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连连跳级。他带母亲去街上走一圈，就能分毫不差记住每一栋楼有多少层、门前有几棵树，回家准确无误地画出来，半扇门窗都不多不少。母亲看到总是惊叹不已，但公公对那些精致的作品，非但不表扬，还要禁止他去“做这种没有用的事”。阿伦在大学期间发了精神病，毕业后有一天被精神病院的车接走了，母亲再也没见过他。

1942年我进了圣光中学，这是英国的教会办的学校。学校从表面看来是不问政治，没有党派组织的，但学生的家庭成分复杂，有不少同学的父亲是军阀或官僚（如杨森、居正、冯玉祥、刘公云等）。学校的牧师和经费都是英国的，教学人员都是教会（内地会）派来的。因此，我现在看起来这学校很成问题，而我受它的思想影响又很深，所以我把这一段时期的有问题的社会关系交代一下：

我有一张母亲在复兴公园草坪上的照片，她看上去大概两三岁，穿着一件格子连衣裙，一双蕾丝边的白袜和圆头皮鞋，抬眼望着远方的什么东西，一脸严肃的问号。我在别的相片里看见过她穿同样的裙子，后来她长大了，裙子还穿到了妹妹身上。也许她跟我儿时一样，只有两套衣服替换穿，好一点的那件用来拍照。母亲说，公公常跟她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生活，谈人生。虽然她听不懂，但是觉得倍受宠爱，因为在小辈里他只跟她一个人这样说话。

1）姚如云（Gordon Aldis）英国人，内地会牧师，家在英国，数代都是传教士。他年轻时即被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并建立宗教基地，每七年回国汇报一次。他调到圣光中学来时已快五十岁了。姚牧师深得人心，我很信任他，只希望自己能和他一样的公正和虔诚。后来我回上海，进了别的学校，他有时出差到上海，总来看我，并经常通信。解放后，他来告别，说是内地会撤退了，但是1952 年他突然又来看我，说要到暹罗去。当时我已入团，就向团支书汇报了这事。同时劝他不要传道了，留在人民中国教外文。他没有答应，就走了。以后未有来往。

我问，你们怎么会住在辛宝阿姨家？母亲说，我们从苏州逃难到上海，寄居在那里。后来就搬进了“祥庆村”，那是上医在康悌路（建国东路）上的宿舍。弄堂对面沿着萨坡赛路（淡水路）向北走就是法国公园（复兴公园）的后门。公公每天早上带我去公园散步，他把两只手握在背后，我也照样把手握在背后。后来，我们一老一小一前一后变成法国公园的一道景色了。

2）刘广琴，是我中学里最好的朋友，后来被教会派到加拿大去学习。当时和我通信，表示想回国，很苦闷，但回不成国。（那时上海已快解放，他父亲刘公云是财政局长，逃往台湾，并写信通知女儿不许回中国。）解放后她又到美国去上大学，我写信动员她回国，但她已不想回来了，在美国结了婚，之后没有再通信。

一天，她说起“辛宝阿姨”家——一栋在大沽路上的弄堂房。现在回想我很诧异，她失忆到偶尔会忘记我的名字，却记得两岁时住过的房子和里面的人。我问，辛宝阿姨是谁？母亲说，是矮好婆的外甥女，她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善良慷慨。他们把底楼的大房间给公公和矮好婆住，亭子间给我大舅舅和表哥住，我跟她家四个小孩住在楼上两个小房间，小英、小芳是女孩，小良、小平是男孩，辛宝阿姨和她丈夫住在楼梯转弯处一个小阁楼里面。小英、小芳常在弄堂里玩，我也想跟她们一道，但她们大我几岁，看我连“造房子”也不会，有点看不起我。辛宝阿姨就正式告诫她们，阿中的爷娘都不在身边，很可怜，你们要待她好点！

3）刘德馨，圣光的教员，约在两年前我在报上看到“特务分子刘德馨……”不知是不是他。

随着母亲渐渐失忆，她眼前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空白，童年往事却越发历历在目，念念不忘。在病房里，我常把手机存的老照片给她看，让她讲小时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