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是黑镜中的美 (第4/5页)

4）Jill Smith，是姚牧师回英国期间，替我找的一个朋友。他希望我们彼此通信。她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女孩子，志愿是将来能到中国来做传教士，对中国的一切都要问。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通信。

以前逢年过节，家里总是有些对我来说关系不明确的亲戚来访，母亲有时也带我去看他们。她跟亲戚们常聊到“辛宝阿姨”“祥庆村”“美华里”“大舅舅”“小爷叔”……几十年听下来非常耳熟，但并不清楚那些是什么地方，什么人。

刘广琴趁我在新泽西拍戏，约了另外两位同学跟我在曼哈顿聚会，但好几次都因有人身体不适而取消。我决定先去拜访一位叫林珊的阿姨，她上世纪八十年代去英国探望姚牧师时，从他相册里翻拍了许多圣光的照片。

这样的家庭，简直是殡仪馆……

趁不拍片的一天，我从新泽西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她居住的皇后区。一进门，这位精力旺盛的九旬老人就大声告诉我：我去过你家好多次——不过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你们几只猫都认识我。你爸爸下班回家，猫就在橱顶上撩他头发，你爸就把它抱下来，跟你妈说，帮我拿两根棉签来，一根湿的一根干的。然后他就抱猫坐在沙发上，用棉签给它擦眼屎，你爸是医生的手，很温柔的，那只猫很信任地让他擦。

哪一件叫我过得惯？

说着，她拿出相册给我看，“这是尹任先校长，这是张治中将军——他是我们校董，这是姚牧师——我不在他最宠爱的几个人里，他喜欢你妈妈，她英文好，每天下课就去姚牧师那里听唱片，学歌。”

住的也不宽，用的也不全，

我一眼就从一群孩子中认出了姚牧师，他个头瘦高，又是欧洲人，所以容易辨认。孩子们在教室里听课、唱歌，在操场上打球、舞剑，或在树上、河水里玩耍……他们的脸模糊不清，但我知道母亲也在他们当中。一股强烈的思念涌上心头——如果她能跟我一起看这些照片该多好啊。她可以告诉我，那群穿救世军服，野营扎帐篷的孩子中，哪一个是她。

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

我仿佛能看见八十年前的那个校舍：一栋方正的两层楼瓦房，中间大门上方写着“圣光”，一片泥土的操场，上面竖了两个简陋的木制篮球架，边上有几间茅草屋，背景是一条山脊和葱郁的树木。这个貌似平凡的地方，曾让母亲一生难忘。

没有股票呀，没有田地房产；

有一张相片，学生们穿着冬天的衣服，沿着楼墙坐在板凳上。我问，你们在干什么？林珊阿姨笑了出来，说，上姚牧师的课，外面天气好，我们就要求晒着太阳上课。

没有好的穿呀，好的吃。

她指着另一张相片说，这个是我，我们每天的朝会，唱赞美诗，讲《圣经》故事。照片里，宽敞明亮的窗边有一位老师在弹钢琴，还有一位坐在琴旁，孩子们面朝老师站立着。离镜头最近的穿白衬衣梳两条辫子的背影可以是任何人，但林珊阿姨知道那是自己，幸福的怀旧洋溢在她脸上。

自从嫁了你呀，幸福都送完。

姚牧师珍藏的照片里，还有几张母亲学龄前的，和几张她在祖屋廊亭前的。不知是母亲回上海后寄给他的，还是姚牧师来上海看望她用他自己的相机拍的。其中一张母亲抱着一条温驯的大狼狗，原来这就是“查理”！

手机录音里，母亲的声音恍惚就在我的身旁……那天她坐在病房的小沙发上，用标准的溧阳话，给我模仿她的外公外婆：“公公”（母亲的外公）总是骂矮好婆蠢么蠢到哉，一点用都没有，只好看看——她年轻时候是个美女——所以只好看看。矮好婆耐心听完他的一长串抱怨，慢吞吞说一句，你一遭说的是你自个。公公气煞。公公有位跟他交流文学艺术的常客，总是吃饭的钟点过来，矮好婆就跟来客说，培基兄啊，今天我淘米数过了，只有四条米虫，你放心吃好了。公公又气得要命，说她蠢。矮好婆听过后就唱《自从嫁了你》，公公气死，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脑子里浮现出月光下平江路的草坪，一条孤零零的瘦狗站在当中对天哀鸣。母亲曾多次讲过这个伤心的景象。一九四九年，院子里进驻了一个排的国民党新兵，领新兵的排长带着他的狗“查理”，住在我家的廊亭里。每天士兵们在草坪上歪歪斜斜操练，母亲和二姨就在一旁跟查理玩。一个月后部队要出发了，排长跟姥姥说，查理就不要跟着我去当炮灰了，让它给你们看大门吧。那以后，查理开始绝食，夜晚对月号哭。无论母亲怎么呼唤，它都不听，每天如此。最后，姥姥把它送去了上医的动物房。

记得小的时候，家里的户口本上张安中出生于一九三四年。母亲说，那是姥姥为她报户口的时候填错了，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我问她，姥姥怎么会记错她哪一年生的你？她说一九三四年，那肯定就是一九三四年啊。母亲说，“矮好婆”（母亲的外婆）讲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矮好婆跟她最亲，不会记错的。

母亲少儿时代的照片大多在“文革”中烧掉了，而它们却被姚牧师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又被林珊阿姨翻拍下来。可惜原件本来很小，再隔着一层塑料纸翻拍，质量很差。我怎样才能看到姚牧师的相册呢？它们还存在吗？

假山、树木、花草丛中，我的曾外祖父母身着长衫，分别站在两侧，姥姥和大姥姥身着短袖花旗袍，各自怀抱婴儿站在中间，大姥姥身前还站着她另外两个三五岁的孩子，他们的身后是黑瓦白墙的矮房和长廊——母亲出生的地方。

我在网上搜索很久，只看到了母亲已经交代了信息：姚如云出生于一九〇五年，英文名是 Gordon Aldis，他一九三一年来到中国“内地会”当传教士，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圣光学校当老师，一九五二年离开中国，一九八八年在英国去世。我曾在一九八二年或者八三年去英国探望过姚牧师，他一定跟我分享过这些照片，但那时我太年轻，完全不懂得珍惜。

我望着一张母亲婴儿时的照片——其实并不是她的照片，是一张苏式庭院的全景。当年照相是件隆重的事，每次看到家里的老照片，我都会好奇，是什么契机让他们决定在那天拍一张？对焦、构图，按快门的是谁？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张全家福。我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三个各奔东西的女儿——回来探望她们的父母。画面里没有三姥姥，是因为她在镜头的另一面。那个年代摄影是一门手艺，家族里都知道三姥姥继承了史家的艺术细胞，是一名优秀的画家。

正在我千方百计寻找那本相册的时候，朋友发来一篇文章。一位移民国外的中国人，父母在疫情期间过世。他远程将他们在国内的公寓出售了，并请买家将一切遗物当垃圾处理掉。买家在遗物中看到老人的相册，幼儿时代、学生时代、恋爱中的、孩子们出生后的……面对老人一生的记忆，买家感到沧桑。在扔掉之前，他把照片刊登在网上作为一种纪念。

英文里的 bereavement——丧亲之痛——是一个词，也意味着一段无法绕过的时间，也许我写母亲的故事是为了度过它；也许悲伤是黑镜中的美，看到了美，就能瞥见更深远的东西……

好友海伦是个出名的孝女，她看了这篇文章后跟我说，其实我理解那个人的，我爸爸妈妈也有很多老照片，里面有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你说我留着它们有什么用？

记得狄金森写过许多关于悲伤的诗歌，有一首是用了拟人化的比喻——悲伤，惊慌失措的老鼠；悲伤，鬼鬼祟祟的小偷；悲伤，自我放纵的狂欢者……其中最沉重的悲伤是个被割掉了舌头的人。父亲的悲哀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

我给朋友写信说，难道我那么不正常吗？我如此想知道和留住母亲的一切。他回，因为你是个艺术家吧。

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曾反复跟我讲起他和母亲在上海医学院相识时的情景，八人一桌的晚自习，他俩坐同一个桌角，低声说话……母亲去世后，他几乎一直沉默。只有一次，我企图跟他商量他往后的生活，他对我大声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