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实现的梦想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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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戴着红灯胸卡的先生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是 Dr. E. Costa。我一震惊，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药理学家！他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对我做的报告十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到华盛顿他的实验室工作。我曾读过他的论文，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数个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逐步深入，而是铺得很开，相互之间仍有呼应，显出作者的兴趣和知识面之广泛。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戴一张印着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个小灯泡。如果有人要在会场上为自己的实验室物色科研人员，就亮红灯；如果想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蓝灯；两样都不需要者，就把灯关掉。我到P实验室才一年，按合同要两年才满期，因此没有亮灯。

回到纽约后，我找P聊了这件事。P说他已经接到 Costa的电话，如果我选择去 Costa的实验室，他会大度支持的。P按中国方面订立的规矩，为我写了鉴定，把我夸上了天，临行前还请我去了华尔道夫酒店吃饭。接着，我到中国代表团去汇报此事，并告诉他们今后 NIMH会发工资给我。本来以为作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资，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费，没想到代表团立刻答应了，他们说眼下资金很紧，停发了我的费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亲去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有关阿片受体和配基的会议，并报告m1受体的工作。在会场上，母亲遇见了 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个导师与未来二十年的好友。

Costa的临床前药理实验室，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 Pasternak的要大很多。 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实验室按研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有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那里进修，他对科学不可抑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P让我代替他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去讲了两次药理课，一次是“痛觉药理”，另一次是“多巴胺类药物”，逼得我周末大开夜车，又用他的名义到摄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灯片。第一次上课时我很紧张，又看到教室里有两个学生边听课边喝咖啡吃汉堡包。如果在国内，我一定会请他们出去，但在美国该怎么做就吃不准了。事后问P，他说，这节课一点钟开始，有的学生刚从上午听课的教室出来，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只能边听课边吃，是很自然的。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叫他们离开教室。

Costa很重视人才培养，实验室下面各小组的工作定期向他汇报，他当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或指示。每星期开一次全体研究人员的读书报告会，由一个人先作读书汇报，然后大家提问题、提意见，最后由 Costa总结，我受益匪浅。

Pasternak是一位极其优秀和慷慨的导师，实验室里经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学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后、住院医师和客座教授，气氛非常活跃。周末，他和夫人常请母亲去餐馆吃饭，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带她见识一下曼哈顿。二〇〇一年纽约世贸大楼被炸毁以后，她还跟我提起，Pasternak 曾带她去顶层的“世界之窗”吃过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母亲学习美国人文习俗的老师。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Costa实验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疯人院”。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十九世纪末，史密森学会在世界各地考察带回来的动物，也养在这里。在最高峰时期，医院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传出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医院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划归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亲的时候，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John W. Hinckley）就关在院内。如今，这栋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已脱胎换骨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总部。

从这里，她步行就能到达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我想象四十六岁的母亲捧着书本、文献、午饭盒走在这条街上。她远离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怀着对知识的憧憬，开始了一个女学生单纯俭朴的生活。每发现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当年在日光灯下一样，感到突如其来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欢的日子。

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条白色的走廊，很长很长，尽头有一扇铁栅栏门，里面是几间空的病房，其中一间就是母亲那两年的“家”——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壁橱和小冰箱。那个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亲却从未显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

我在这栋再普通不过的公寓前停下脚步，久久凝视，令一个路人转头看我。母亲曾在哪一扇窗户内生活、学习、想家、煮鸡腿？

一天我向 Costa汇报实验结果后，他说，下一次读书报告由你重点发言，我听了顿时开心得说不上话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回答，好啊。他给了我一篇综述，我根据综述查阅了四五篇文献，写了一个发言提纲交给 Costa审阅。他看得十分认真，还帮我一起假设了几条听众提问和讨论。这时我才看到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我见过不少颇有学问的导师，但对学生的成长不够关心，主要是利用学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为自己的业务成就添砖加瓦。有的导师对学生倒是不错，但缺乏真才实学来引导学生在业务上的成长。像Costa这样两者兼有之的，确实不多，让我想起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样一位导师。

当年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费，母亲付完房租，剩下的钱就很紧了。美国最便宜的蛋白质是鸡蛋和鸡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出国留学前她从来没有做过饭，对食物的理解只限于营养成分和化学结构。到美国后，她迫不得已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烧鸡腿。

读书报告会上我居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前我最担心的是，听众缺乏反应，结果那天的听众非常热情，提了很多问题，还给予了好评。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和实验室其他进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请去他们拥挤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回国带研究生的时候，总是以 Costa为榜样，也推荐了不少学生去 Costa的实验室进修。

眼下我在纽约拍摄电视剧，去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偶然走过66 街和 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就住在路口这栋红砖楼里。我有一张她在这里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开衫，逆着阳光坐在小书桌前，桌上的书本堆得老高老高。

我跟着母亲游走于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亩的医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脚步。寒风凛冽，灰色的天空落着小雪，凋零的枯树嘶嘶作响，一片墓碑寂静而凄美。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没有一个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亲用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裹住头，默默站立在风中，也许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亲人，她的父亲也是冤魂，还有她的表哥和大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