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实现的梦想 (第2/5页)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

圣诞长假前的那晚，母亲请了 Costa和实验室的同事，在铁栅栏门内的走廊上开了个晚会。我们吃比萨，喝饮料，听大卫·鲍伊风靡一时的《中国女孩》，跳舞。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我惊讶地看到母亲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谁能想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这常人只敢用窃窃私语道出的地方，这被无数不幸的命运像枯藤般缠绕的地方——竟然有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

母亲暂时吃住在纽约中国代表团（领事馆前身），从窗口能看见哈德逊河——记得她在信里说那是“纽约的黄浦江”。她每天坐公车和地铁，穿过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去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上班。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马里兰州，在一位姓高的医生家里住了几天。高医生和他太太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母亲作的科研报告，认识了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高医生一家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免不了有各种偏见。母亲高雅得体的仪态和渊博的学识，在所到之处都为人树立了新中国的华人形象，让当地人尊重，也让华侨们骄傲。

中美之间的信件，不仅要中转其他国家，还要经过严格审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杳无音信。第四个礼拜，她的信终于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亲在少年时代，常看到外公请同事和学生回家，讨论最新的药理学文献，畅谈科研发展的趋势，总是到深夜才散。我在纪念外公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上，也听到不少他的学生感慨跟外公在平江路共度的时光，以及从中得到的意义、灵感和快乐。

那时去美国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亲出发那天，我在哪里拍戏？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见家里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橱柜和抽屉。母亲仿佛嫦娥奔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让我无比伤感和惆怅。她在那里怎么生活？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文革”结束后政府落实政策，抢房子住进我们家的人，逐步搬走。这栋常年失修的房子，像个病床上的落魄贵族，到处无序地接了管子、电线。哥哥在客厅壁炉架下方画了一根粗大的热狗，在壁炉架上面挂了一张皱巴巴的世界地图，四周墙上贴满了他正在学的英文单词。桌椅家具旧得掉了漆，也不成套，倒是跟那个时空吻合，给人一种不经意的协调感。

她的笔记本上没有写任何离愁别绪，只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机。也许那是冰山一角，让她预感到更为巨大的未知和冲击。

母亲回国后继承了外公的传统，常在这间房里与她的研究生和各国同行一起，吃饭、喝茶、聊科学动向。这让好客的姥姥非常开心，每天教家里的保姆莲芬讲英文，帮着一起招待客人。我记得 Costa一家人来过，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 Kubota教授和夫人来过，美国国务院的医学顾问 Alfred Henderson 医生也来过几次。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母亲的博士研究生饶毅在悼念文章里写道：

落实了导师以后，我凭单位证明和发给我的人民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购买了五十美元，以备在抵美后领到第一次工资前所用。出国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政治学习和练习英语口语。黄家驷教授来宿舍看我，嘱咐说：“这些年搞运动，我们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谦虚谨慎，努力学好回国来建设现代化的药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表现得好，对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是个鼓舞和榜样。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话本应你爸爸对你说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说了。他灵魂在天一定很为你骄傲的。”我听了泪流满面，非常非常想念父亲……

1983年至1985年，在上海跟随张老师做研究生的两年，是我一生学业最开心的两年。那时张老师从国外带回先进的科学，研究“神经多肽的分子药理学”，集中于内源性阿片肽，新领域、新课题，受益匪浅……我们每周在平江路张老师家里，讨论科学文献、科学进展，姥姥有时专门要保姆做肥肉给我们吃。

她首先想到的是 Solomon Snyder 教授——发现脑内阿片受体的科学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体研究，获得了“Albert Lasker基础医学研究奖”，也是生物医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人员之一。母亲写信申请去他的实验室学习，一个月后收到回信说，他的实验人员配置已满，但是可以推荐她去他学生 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进修。

张老师还具体帮我申请出国留学，不仅自己写推荐信，而且在哈佛教授提到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冯德培先生后，她马上请冯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斯坦福大学药理系主任 Avram Goldstein，也由于张老师的引荐，为我给多个学校写了推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