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理解他 (第2/5页)

姥姥曾经这样描写外公这方面的“缺陷”：“他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英语虽然管用，发音也不高明，妻子好奇地问过他，是否因为你说话时过分节约，影响了语言中枢的发达？他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可能。等了一会，又补充一句，我是用眼睛和耳朵的时候多些。”

我问母亲，信中提到的船只事故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是日本投降后，上医从重庆搬回上海的船只。母亲说，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下江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他们跑到歌乐山顶的广场狂欢，不停地呼叫“回家啰！”上医的朱恒璧院长携王鹏万医生等，立即飞沪接受日军的投降交权，收回院产，筹备复员。姥姥因担任朱院长的秘书，也首批离开。外公留在歌乐山把实验做完，写完课题论文，然后整理资料仪器，包装搬迁回上海。母亲也跟随外公留了下来。她记得返沪前接连不断发生了几件惨案，有两架重庆飞上海的飞机坠毁了，弄得人心惶惶。接着，上医为了将滞留重庆的物资运回上海，和国立编译馆合包一艘民生公司木驳船，由“怡康”号轮船拖带。木驳船到云阳佛沱子附近时，突然起火燃烧。虽然押运人员获救，但是载运的全部公私财物损失殆尽。这里面包括了外公信里提到的七十余架显微镜、镭锭、X光机、图书、教材文档等，以及两百余件教职员的行李。

然而，“说话时过分节约”的外公，在遇到他认为有价值的主题时，却是雄辩的。难怪所有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回忆到他演讲时的魅力和感染力，连其他教授都会抽空去听。而他在讲台上的生动和优雅也并非天生，一位当年的青年讲师回忆外公给她的教诲：“讲课犹如弹钢琴”，言下之意，这是一门需要花时间练习的艺术。

母亲记得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每个月一次，外公望穿秋水似的等待那些国外寄来的书籍包裹，有时邮件被战火中断，那个月就白等一场。待终于盼到时，实验室的人员便轮流将胶卷放在显微阅读器下阅读，同时在打字机上将文献打出来。当时外公、姥姥和母亲住在一栋竹片糊泥巴的小房子里，包裹寄到后，一家人就搬到柴灶旁去吃饭，饭桌用来放阅读器和打字机。外公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回家后阅读打字，文献打出来后，马上着手写综述，直到深夜。母亲说，只有在电石烧完的时候，外公才会起一下身，点上蜡烛，在烛光下倒掉变成粉末的电石，换上新的电石继续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外公写出了许多当时国内十分稀缺的医学书籍，并在国外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我发现，虽然我从没见过周廷冲教授，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相片一直挂在我的墙上。以前每次看墙上的照片我都会想，相片里跟外公站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现在我知道，在歌乐山那张相片里，周教授站在外公的左边。

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的最珍贵的资料，是外公在太仓中学校报上发表的文章。报上醒目的标题《手淫之预防法》和下面的“作者张昌绍”，让我忍俊不禁。但细读文章，不难发现他的思考是极其严肃的：“青年时期，性欲旺盛；偶一不慎，即易犯手淫之恶癖，以致身体衰弱，精神委顿。前程远大，希望无穷之青年，往往因此一变而为伛偻曲背，遇事消极之老人。其影响于社会国家，若何重大也；当兹国难方殷，诸端待举，吾曹任重之青年，即不为己身计，何不为国家计焉……”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现在的人读起来，一定觉得外公那时的说法不科学。但是十八岁的他在思考的是，如何征服和超越自身欲望的捆绑，去追求更值得的目标。

你真诚的张昌绍

还有一篇《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文章也引起我的注意：“呜呼，今日之社会状况，贫困极矣，民生憔悴，财政困难。固今日若为挽救国家计，舍提倡平民教育，增加平民程度外，殆无他法……”

我相信你一定收到了校友通讯录，希望你分给在英国的校友。从通讯录以及朱恒璧院长那里，你一定知道要募集资金购显微镜以弥补由于船只事故造成的损失，我们希望在国外进修的校友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到现在国内我们已募集了两亿法币。鉴于我们在国外校友的经济情况，我们并不期望能募集到大量外汇，我们希望你捐赠些科学杂志。随信附去一张学校急需的英国杂志的单子，希望尽快与其他校友取得联系，并在你们之间募集一些款项，按单子订购一年的杂志，请尽快让我们知道结果。一份更长些的美国杂志单子已寄往美国。我个人急需下列书籍：《青霉素：它的实际运用》，Fleming等著，30先令。《磺胺药物等理论与实践》，J. Stewart Lawrence著，9先令，Lewis& Co伦敦出版。《医学年鉴》，1946 年版，25 先令，John Wright& Son出版。请尽快告诉我所有的款项，包括邮资在内，以便我请在美国的朋友偿还给你。

这些文章让我感动，我想象少年的外公握笔深思的神情，心里涌起一股近似母爱的骄傲。那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中国处在军阀混战、南北对峙的分裂状态，外公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理念。

您好！我们没有从你那里听到消息已有些时候了。一个多月前，我在南京遇到黄翠芬，她告诉我，你希望在暑假加入生物化学实验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如教育部不同意你延长一年，我将设法给你资助，不必担心经济问题以及实验室，我们可以再等待一年。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外公领导的学生会在校报上宣言：“这是何等可耻、可痛、可惨的事，难道我们是袖手旁观的吗？木然无动于衷的吗？”同一期刊还写道：“学生代表张昌绍、吴君健二位赴沪，下午募捐团持捐册及竹筒在城乡各地分头募捐，援助沪案。”十九岁的外公开始呈现出他身上固有的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感和理想主义。他已经懂得，个人的生存固然重要，但创造一个值得生存的社会才是更重要的。在我寻找外公足迹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爱国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深思熟虑的、艰难疼痛的炙热之爱。

亲爱的周：

据母亲说，外公最满意的生活，就是深深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中。从英国留学开始，他就被儿茶酚胺和肾上腺素神经药理所吸引，这是他最渴望研究的领域。但是为了国家的其他科研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这一研究题目。先是战争中需要治疟疾，再是农民需要治疗血吸虫病，接着是研发避孕药。外公总是心甘情愿，并热情地投入到这些工作中，哪怕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所得到的只是一点一滴、极其微小的突破，对他来说也是极大幸福。到了六十年代，国际上肾上腺素神经药理蓬勃发展起来，外公深深感到，中国进军儿茶酚胺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摩拳擦掌，准备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这门科学。

第二封信

我正写到这里，母亲过去的博士研究生，给我发来一篇“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最佳研究生论文”。虽然外公终究壮志未酬，但是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晚辈们依然在提及外公的科研成果：“……如果仔细思考科学院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最高峰，可能迄今为止，合作的研究仍然还是胰岛素合成……而由个人做实验的研究，可能还是一九六二年邹岗和张昌绍的研究。”邹岗当年是外公的博士研究生。记得在外公去世后，他曾多次来探望过我的姥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我的大女儿听到她的曾外祖父自杀的事，感叹道，原来我有这样糟糕的基因遗传啊。她很小就对血缘感兴趣，鼓动了我们全家去做基因分析。她接着问，那我还有什么特别好的遗传基因吗？比方说一个战场上的英雄？我说，你自杀的曾外祖父就是一名英雄。我再往下说的时候，她渐渐失去了兴趣，我也就知趣地停下了。也许女儿需要经历更多生活考验之后，才会真正懂得她曾外祖父的品格和忠魂——她的血缘传承。到那时我已经不在了，她会在无意中翻看到我写的家史，朦胧中想起我们在一个大雾的下午，坐在厨房的小桌边，聊起过她曾外祖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