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理解他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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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间书房里，除了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任何字画摆设，墙上只有世界和本国地图，桌上只有日历、小钟和文具，有时茶几上出现一瓶鲜花，他也不反对。

他有一个整洁的习惯，每一本书，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放置的地位，需要使用时总是可以立刻拿到，不用寻找，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恰恰相反，三天两头得寻找什么东西，找不到时心烦生气是常事，他觉得这样的事可笑，却并不批评，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他尊重别人……不喜欢用语言来批评或干扰别人，包括他的家人。

……他从来没有说过不欢迎别人进入他的书房的一类话，可是家里人都知道他需要独处一室，因而尽少闯进去惊扰他。陪伴他的，往往是一只小猫，小猫不会说话，只会蜷伏在他的膝盖上瞌睡，却是一个好同伴。疲倦的时候，他放下工作，欣赏一下《聊斋》文学的精练，或者契诃夫短篇小说的隽永，作为休息。

一九八三年姥姥为《自然杂志》写了一篇纪念外公的文章。那时我正在美国打工留学，没有看到，姥姥也从没跟我提起过。直到翻阅外公百年纪念册时我才看到。姥姥在描写她挚爱的文章里，毫无廉价的煽情，只是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他的作风、个性和情趣。

如果说我对外公有任何记忆的话，那就是他的书房。我似乎有这样的印象，黄昏时分，外公坐在书桌前，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亮着，我走到他跟前，也许是去叫他吃饭。他转头对我微笑，伸腿让猫离开，再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手把手教我写字。他死后我还看见过那本田字格的练习本，第一行是外公的手迹，“说话要和气”，接着几行是我歪歪斜斜抄写的。

另一位学生分享了这样一段生动的记忆，也让我不禁微笑：“一天，师资进修班进行一个很复杂的动物实验，一切都准备妥善，可是记录呼吸的玛利氏气鼓，偏偏纹丝不动，工作无法进行，十几个人，焦急地瞪着气鼓，七嘴八舌分析原因，足足有半小时，找不出症结所在，大家一筹莫展。忽然，张老师从这里经过，大家高兴极了，都请他来找原因。实际上也是想难一难老师，试探他的才华。他冷静沉着，若有所思地端详了一会，性急的李文汉直喊，张先生您说话啊！张老师指着气鼓底下一个调节气量的小螺丝，慢条斯理地问，是不是小螺丝未扭紧？一位高师班学员，迟疑地伸出手，将螺丝拧紧，突然，玛利氏气鼓随波动的呼吸而起伏，将呼吸清晰地记录下来，全场哗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不到，而张老师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充分说明了老师洞察入微，智慧超人，令人不胜钦佩。”

二〇一四年，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叫《客从何处来》的寻根节目，去挖掘外公简历上空缺的四年。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正是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年龄，这四年却是空白的。也许这里隐藏着某种答案，为我解释这位我过早失去的长辈。或者，我们追溯血缘关系，其实也是为了能解开某些自身的谜？

《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出版以后，我陆陆续续阅读了外公的学生、同行和亲人对他的情谊、怀念和敬意，每一篇文章都记载了他的专业成就、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但我最喜欢读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方说，有一年在进修生结业感谢老师的茶话会上，桌上的包糖纸印了多种不同动物的图像，外公便把它们从低级到高级排成系列，好像验证达尔文进化论的姿态。让我惊讶的是，外公这一无意识的小举动，却被他的学生看到并记住了几十年。

节目组把我带到上海图书馆。图书馆员从资料库里拿出一沓江苏省立第四中学的校刊。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校友会月刊第一版里，记载着学校期终考试的情况，“分数最优秀的给予奖状各一张，张昌绍总平均分数有92分之多，当然为高级部之最优者”。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和姥姥晚上去找外公的时候，他还活着，一定隔门听到妻子、女儿、女婿呼喊他的声音，由远至近，又消失在走廊尽头，他竟然没有动摇。

我的大女儿从小就有超越自己年龄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不管考哪门功课，她永远考第一。我每次跟母亲提起大女儿，母亲总是说，她像你外公。传说里的外公，在任何地方考试都永远考第一。但我有时候会想，也许就只是个传说吧，许多家庭都有这样越传越神的长辈。图书馆里那些近百年前的白纸黑字，却实实在在地为我证实那些传说。

回到华山医院后，他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等到平时吃午饭的钟点才赶回家去。

外公只念到小学毕业，就停学去苏州树德医院做了学徒。姥姥在回忆外公的文章里描写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初进医院，只做些清洁扫除工作，包括倒痰盂、洗便盆、洗瓶子等，此外就是零碎跑腿的杂活，后来让他看过门，同时搓棉球、叠纱布，并做些消毒工作。经过门诊跟班见习，帮忙换药以后，也叫他凑数看看门诊，管管病房，最后甚至派他单独出诊。”

我跟母亲聊到了开晚饭的时候，父亲也坐了下来，跟母亲一起回忆外公自杀那晚和第二天的事。晚上十点钟外公还没有回家，姥姥和父母亲就去上医药理系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找他，他们一间一间地敲门喊叫，但没有听到任何回音，最后不得不回家继续等待。第二天去上班的人发现，外公在自己原来的实验室里，已经奄奄一息，被送去中山医院急诊室抢救。等母亲和姥姥赶到医院，外公已经断气。父亲那时正在华山医院上班，他接到外公一个研究生的电话，得知外公去世的消息，急忙骑脚踏车回家。但骑到了弄堂里，正好迎面看到外公的另一位学生。他拦住父亲低声问，你是不是为你岳父的事回来？他们这时候会判定你是反革命的孝子贤孙、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千万不要着急赶回家，快回去照常上班。父亲想了想，就又掉头离开了。

外公愈来愈感觉到，跳过中学要想学医相当困难，于是就买了中学课本来自学，麻烦的是师母派给他的杂活太多：一下要他上街去买这买那，一下塞个小孩给他，要他抱小孩，哄小孩。而且师母相当吝啬，晚上规定熄灯的时间。白天，当然抽不出时间来补修中学课程，没办法，只好晚上冒险犯规，到熄灯时间以后，就用棉毯挡住灯光，偷偷地阅读、做习题。看不懂和做不出的习题，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找机会请他叔父教一下。

抗战胜利一年后，外公带着母亲搭一架运输机也回到上海，结束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从那以后，外公、姥姥带着他们剩余的两位长辈和两个孩子，在平江路 170弄 10号安家。后来我的小姨出生在那里，哥哥和我，小姨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那里。

外公就是这样自学了中学课程后，在一九二六年考取了苏州的江苏医科大学。可是在录取后，校方发现他没有中学文凭，不同意他入校。他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去考太仓中学（苏州省立第四中学）的高中插班生。

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遭受莫须有的罪名，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服安眠药自尽。写到这里，我不禁怀疑自己怎么这么随心所欲地跑题？卢作孚与我的外公有什么关系？细想起来，我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们那样的人所吸引——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而不是那些春风得意、争荣夸耀的“胜利者”。生活中如此，创作中也是如此。我处女作里的男主人翁老金，《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都是这样的人物。

图书馆员给我看的第二份校刊，介绍了学校的一场雄辩会。第一个题目是《我们中学校应否注重英文》，结果支持注重英文的正面队得胜。而支持队的首席辩论者，就是高二理系张昌绍。第二个题目是《统一中国用和平欤用武力欤》，结果反面队得胜，首席辩论者也是张昌绍。我很惊讶，印象中含蓄沉默的外公，原来是一位热衷辩论的少年。我可以想象外公具有清晰过人的逻辑性，但很难想象他在台上声情并茂的模样。姥姥、母亲和我的两个姨都说过，外公在生活中是一个寡言的人。他不懂寒暄，也不会闲聊。

说到民生公司，今天很少有人会知道，而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它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河航企业。它的创始人卢作孚在抗日最危急的时刻，指挥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宜昌大撤退”。二十二艘轮船和八百五十多只木船，顶着不间断的轰炸机，闯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将一批又一批工业、教育、军事等人员与设备，夜以继日地转移到了重庆，四个月超出往年一整年的运输量，可谓是航运史上的奇迹。在此期间十六艘轮船被炸毁，一百一十六名员工牺牲了生命。在我的想象中，那场面远比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为英勇和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