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理解他 (第4/5页)

第一封信

母亲多次跟我提及外公日记里提到的“个别野心家”，就是当时上医药理教研组里的某个人，还有外公的一个学生。后者曾经追求我母亲未遂，是外公的学生里，唯一背叛了他的人。他们每天轮班关起门来跟外公“谈心”，直到外公死的那天。我可以想象他们日复一日阴暗的对话，像无边的黑暗包围侵蚀着外公，让他感到绝望。那两人都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受益者。外公死后，教研组的那个人把外公的日记没收了，从此石沉大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外公那段时间所受的身心折磨。

母亲和我谈话的那天下午，她给我看了两封外公写给他在歌乐山时期的助手周廷冲教授的信。写信时，周教授已去牛津大学进修，他们的通信都是用英文写的，周教授为了发表，将其翻译成中文。母亲说，这两封被周教授珍藏了几十年的信将会收入《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从这两封寄往大洋彼岸的信中，我感受到当年外公艰苦工作条件的细节、他的为人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它们成了我十分珍惜的文字。

在拍摄《客从何处来》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一栋即将被铲平的百年老楼。它一共两层楼，黑瓦灰砖墙，朱红色的木窗框，一条长而窄的阳台，房顶上支出两个那个年代特有的老虎窗，那是外公曾经当学徒的苏州树德医院的旧址。我从一间房间穿到另一间房间，想象小学刚毕业的外公，楼上楼下忙着倒痰盂、扫地、搓棉签、叠纱布。待到夜深人静时，他再回到带老虎窗的阁楼里，悬梁刺股，学习中学课程。从这里开始，他学会了惜时如金，不管在什么情形下从来没有蹉跎岁月。

对于自己专业范畴的知识，外公更是如饥似渴，在一切条件下坚持学习。他回国时，上海医学院已经搬到重庆歌乐山，那里环境非常艰苦，没有任何国外的医学杂志。外公靠过去在国外的同事寄给他微缩胶卷文献，来了解国际医学动态。

这样一个人，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死亡。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外公不怕打扫厕所。物质上的剥夺与苦难从未战胜过他，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外公的生命都是充满意义和希望的。他的选择，正是因为他曾经如此忠诚地热爱过——生命、祖国、理想、科学，所以他无法去过行尸走肉的日子。

跟外公结识的人都会提及他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儒雅的言谈和绅士的风范。人们觉得他一定出自名门，从小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才养成了这样高贵的气质。其实，外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的气质和人格来自他一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母亲说，上医图书馆管理员都知道，张昌绍教授是上医教授中看书最多的一位。外公一生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在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文和日文，毕业后自学了德文和法文。一九五〇年代他开始自学俄文，并带领药理系的老师一起翻译了苏联药理学家阿尼契柯夫的《新药药理学》。在“文革”中，他在被强迫体力劳动的间隙仍抓紧时间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他逝世后，母亲在他卧室床头柜内，还发现了一大沓学习意大利文的札记。

站在老楼的阳台上，我留意到一辆挖土机就停在不远处。待我们走后，这栋楼将化为灰烬，也许只有我会记得，它曾经崭新地矗立在这里，承载了一个少年无尽的辛劳、激情和梦想。

外公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一九三七年他以全中国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赴英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 Sir John Henry Gaddum教授处学习，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一九三九年他接受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九四〇年外公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当时不少英美实验室邀请他担任要职，但是他看到自己的祖国山河破碎，科学停滞不前，便毅然在一九四一年冒着德、日潜水艇偷袭的危险，乘远洋轮归国，回到上海医学院任教并从事科研。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少年的影子，像一个母亲永别她的孩子，带着不可愈合的伤痛，和不可弥补的失去，耳机里《繁星点点》的歌，恰似我对他迟到的爱和祭奠。

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外公死后三十九年，我才第一次跟母亲谈起外公。母亲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市药理学会要共同组编《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上医问她要外公的老照片，可她一张都没有找到，不知是“文革”期间都烧掉了，还是搬家的时候不见了。我说没有全烧掉，剩下的几张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母亲问，你那时怎么会想到带走他的照片？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外公过早终结的人生，是我一直解不开的一个谜吧。那天，母亲跟我说了很多外公的身世，直到天色慢慢暗下来。

Now I understand

每次为镜框擦灰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看照片里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温和典雅，目光里充满抱负和理想。我总是在心里问自己，是什么让他这样决绝地离开人世？难道没有任何一种依恋能够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岁，据母亲说，他精力充沛，连体重都保持在青年时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发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病之类他全没有。而在那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么才能理解他？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外公和姥姥手里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笑着，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一九六〇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古老的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子。从衣服上看像是一九五〇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到北方讲学，在那里跟朋友留影？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一九四五年于前中央卫生实验院，化学药物系药理室（重庆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