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大篷车 (第2/5页)

记得我和唐国强的生日只差了八天，一过完我的生日，我就开始满街找蛋糕店，想买一块上海凯司令式的奶油蛋糕给他过生日。当年晋州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奶油蛋糕，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居然在唐国强生日那天，买到了一块。他吃蛋糕的时候，我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奶油小生”了，这个绰号就此诞生，并跟随他很多年，许多媒体都如此形容过他。

我们下山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同去的猎手们把我们带到一栋半塌的木仓库里避风。高飞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举枪就射。老鼠开始乱窜，我也举起了枪。突然，一个形同骷髅、衣衫褴褛的人从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来。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眼睛在刹那间同时闪出恐惧、凶残和疯狂。我们惊呆了。带我们去的猎人马上跟他说，我们来山里打猎，一会儿就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突然用虚弱和可怜的声音问，有干粮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着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从哪里逃出来，又想逃去哪个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偶尔有人会拿出跟我的合影，给我看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时刻，而我却不一定记得。但是那个跟我只有过几秒钟对视的陌路人，却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记。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拍完《苏醒》后，我原本应该回到上外继续我的学业，但是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滞留在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一位编剧朋友在北京，答应让我住到他家里。他和爱人，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住在里间。我睡在外面一间很小的厅里。每天，他领着我坐公车到处见领导或他们的子弟，解释我的情况。有时回家后，我会听到他和爱人在里屋压低了嗓音激烈争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女友家。她住在空军大院一栋很大的房子，还有厨师做饭，生活非常舒服。但住下不久我发现，朋友的母亲不喜欢我跟她两个儿子来往——想必是对演艺界有偏见，我就自觉地离开了。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几次家。刚在一个地方住下，就开始想下一个地方，总是怕自己住长了，会让人嫌弃。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护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时候，我跟着编剧的几个哥们儿骑着摩托车去了天津。一路上阳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庞，劲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车速激发着我们的胺多酚。我们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车队一样势不可挡。到天津后，我们下榻在一栋殖民地风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个过去家底殷实的资本家公子。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丰盛美味的早餐——八宝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条、馄饨、煎饼馃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热气腾腾的一大桌，香气扑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