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大篷车 (第3/5页)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间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两天后我兴致勃勃回到北京，却发现我的护照又被拦下来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酿成一切悲剧的酵母，责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发誓在拿到护照前决不允许自己再快乐。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得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见这位编剧的爱人。她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她还说当年她丈夫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惊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稀能看见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走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沉默的样子，我们目光偶尔接触到时他眼里闪过的异样和随后的脸红……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也许是因为他抽太多的烟，所以声音有些沙哑。喝醉酒的时候，他爱搂着身边的男人讲话。记得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及谈论他曾经读过的书。我跟他从进《苏醒》摄制组开始，到我们一起办妥我的出国手续，有一年多的接触，但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感情困境。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施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邓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临去美国之前，M来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别。印象里那是黄昏，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床上放满了肥皂、毛巾、擦脸油、书本和相册等等，脚边的皮箱打开着。我们贴书桌站着，身体靠得很近。多年后我们讲起那天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自己却忘记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泪的人。我们互相不舍，一定说了什么重要的话，重要的嘱咐，我也忘记了。但我莫名地记得，他看着我的侧脸说，你像栗原小卷。记忆真是一个粗心的裁缝，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说后悔那天没为我擦泪，没有抱抱我。不知为什么，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卜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卜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