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爱之夜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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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中途，我经停了W所在的城市。他坐地铁到机场接我，我们又坐地铁回他的公寓，一路拉着手。W住在一栋美国政府拨给越南和柬埔寨难民住的楼里，屋子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旧床和旧桌椅，一只小书架，窗帘好像是洗薄了的被单，墙上挂满了日用品。我看到书架上有一本中英对照的《茵梦湖》，跟我的那本一模一样。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英文书，好像就是在读了《茵梦湖》后，我相信人一生只有一次真爱。也许是想到湖中那朵可望不可即的白莲，那段可望不可即的爱情，我有些伤感，他抱住我，问我想不想做爱。我没有听懂，那时我连起码的生理卫生知识都没有学过，也完全不知道男人女人最终要做的那件事是什么。在他之前，欲望的释放是本能和懵懂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他温柔耐心地教我，我们长久地亲吻，在黑暗里探索，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他的身体。那时眼睛只是去了手指已经熟悉的地方，牵动了手指的记忆，灵肉合在一起。最后那天晚上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你现在快乐吗？我说快乐。他说，那我们继续这样不好吗？

在新帕尔茨的第二个学期，我接到来自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周教授的电话。他邀请我参加北岭即将举行的中国电影节，为观众介绍《小花》和《海外赤子》的拍摄经验。电影节期间，周教授为我联系到一份奖学金，暑假后我将到北岭读影视制作专业。

到了加州北岭后，周教授带我参加了当地“扶轮社”的聚会，去找一个愿意接待我的家庭。扶轮社是一个全球性的，拥有悠久历史的组织，它的宗旨是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我在台上介绍了自己，然后当地扶轮社的主席上台问大家，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能够为这位杰出的中国女孩提供一个家。一位五十多岁的人站起来对我说，他叫李查·海德（Richard Hyde），他今天回去跟太太商量一下，希望能够帮助我。

偶尔我会想，我怎么至今没有拍一部曾经让我如此迷恋的“黑色电影”。也许那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征，像一朵飘走的云彩一样不可能再回来。看到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影片的叙事风格和气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电影”情结，让我偏爱。

在回去的车上，周教授跟我说，他自己也曾经在台湾的扶轮社得到过帮助，扶轮社为他航行太平洋的帆船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原来周教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跟另外五个朋友一起，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把一只木帆船开到了美国。

吃完龙虾，我们坐地铁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个电影院，那里专放刚刚下档的电影，两块美金看两部。记得我们看了《印第安纳·琼斯》和《焚身》。《印第安纳·琼斯》是一部天马行空、节奏紧凑的历险片，我没有美国人读类似卡通的成长经历，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没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欲与犯罪手牵着手陷入深渊的堕落，对我意味着叛逆和觉醒。第二天我去纽约图书馆寻找关于它的评论，读到那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黑色电影”的传统拍摄的类型片。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电影”鼎盛期的悬疑片，沉溺在亨弗莱·鲍嘉硬汉子忧郁的眼睛里。通过那些电影，我又迷恋上影片原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文字。他的一个理念，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他认为场景和人物胜过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情节就是能创造出好的场景及人物的情节。理想的悬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结局仍然觉得值得和满足的电影。

故事开始在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二十八岁的周教授在台湾基隆看到报纸最后一页的角落上，转登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为纪念瑞典皇家游艇俱乐部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纽约游艇俱乐部宣布，将于明年夏天与瑞典人共同赞助跨大西洋游艇比赛。比赛将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从罗德岛的纽波特开始，最后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L很小父亲就遗弃了他母亲，去香港发了财。他虽然讨厌父亲，但不得不穿上父亲送给他的开司米大衣。我们俩就这样穿着名贵的大衣，优雅地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倒不是爱虚荣，而是只拥有这两件可以抵御寒冷的衣服。我们从繁华的第五大道，拐进一个小巷子里。L有两个朋友，是一家西餐厅的中国厨师。厨房后门在巷子深处，L 的厨师朋友端出两张红色的塑料凳子给我们坐，然后又进去拿来两盘刚出炉的奶油焗龙虾。几年后坐进餐馆里点奶油焗龙虾，却再也没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风里，用手抓着吃那么香了。

周教授高中时参加了盟军在缅甸抗日，战后在台湾以捕鱼为生。在看到那条没人留心的边角新闻时，他正感觉人生停滞不前，需要新的挑战，便产生了用中国的木帆船去参加游艇比赛的梦想。他曾在一场暴风雨中，见证过一艘木帆船征服擎天巨浪的劲头，从此渴望尝试风帆的魔力。台湾的渔船都是柴油引擎驱动的，他不知去哪里能找到帆船，也没有远洋的经历，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然而他固执地把生命里的一切，全赌在这个异想天开的梦想上。他找到了另外五个跟他同样疯狂的单身汉，骑着单车分头在台湾各个海滩上找废弃了的帆船，终于在一个渔村的死水里发现了一条从福州拉咸鱼到台湾的破旧帆船。船老大正在岸上赌博，输得精光，周教授就拿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再通过各方集资买下了这条五十年的老帆船。在经历了许多繁文缛节、狂风暴雨、台风，无数失败、绝望、死亡的威胁和接近暴动的争吵后，这六位年轻人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太平洋之旅。进入旧金山海湾时，他们的木帆船乘着一阵强风，穿过金门大桥，跑得比所有载着海关官员、移民官员和追随它的记者团的汽艇都快。第二天，他们的故事就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了。他们没有在六月十一号前赶到罗德岛，错过了大西洋上的游艇比赛，但是他们创造了奇迹。到达美国的时候周教授二十九岁，没有任何文凭。他开始在旧金山的一所两年制大学，跟一群十八岁的孩子一起上课，然后在伯克利大学读完本科学位，最终在美国西北大学得到物理博士学位。他的前半生是一场多么浪漫和不可思议的历险，我对眼前的周教授肃然起敬。

一天，L到医生家里来看我，他是我原来上外的同学，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法律，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恋爱啦？还是失恋啦？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那么的透明，我正着了魔地思念着W。可我跟他一共也没见过几面，互相也没有过任何许诺。我不响，L也没有再问，他说，我带你出去玩玩。

扶轮社聚会的两天后，我住进了海德先生和他太太三迪（Sandy Hyde）的家。那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洋房，我的卧房窗对着后花园。他们俩是会计师，办公室就设在家里，每天下午五点，他们就在家里的酒吧台喝酒聊天，三迪总是边喝边开始做晚饭，我也帮着她一起做，偶尔我会做顿中餐给他们吃。除了收拾我自己的房间以外，他们从来不要求我做其他家务。我每隔两三天就接到中部寄来的信，三迪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总是说，又是他的信，他简直不可救药了。

我每次到曼哈顿，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顿东 73 街有一栋五层楼的公寓房，我至今记得门牌号是107，在公园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邮编号是10021，那是全美国最昂贵的地区。朋友是一位老医生，虽然学的是西医，开的却是中医诊所。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治疗性无能，病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看他。诊所在一层楼，医生的私人秘书住在二层，他自己住在三层，四层和五层平时空着。我和母亲到曼哈顿，也住在二层。那里的家具都有些办公室的味道，还堆着各种医疗设备，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税务局来查的时候，可以把整栋楼的一切费用都作为工作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