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爱之夜 (第5/5页)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拥有无穷财富的赌徒，赌博输了毫不在乎，所以赢了也没啥喜悦。为了有赌的刺激，他的赌注越下越大，但不管输了多少钱他都不觉疼痛，最后决定把自己的两条胳膊当赌注。那天他时刻预期斩臂的剧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也许面试是我的赌场，“被拒绝”是我的赌注，输了，就证实我的确不值得爱，赢了，就从“不值得爱”的死刑得到了缓刑。

到达的那晚，母亲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在我成长的年代，海外关系会带来政治风险，所以长辈们从没跟我提起过美国的亲戚。那晚，我和母亲去新泽西的亲戚家过夜，才知道奶奶原来有一个住在美国的弟弟。

但是第一次下赌场我临阵逃跑了。一家广告公司为 Popeyes炸鸡连锁店招收“新脸”，我剪了“黄柳霜刘海”前去应征。记得我从公车走下来，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意识到自己早下了一站。离去的公车尾冒出一股青烟，南加州无情的炎日照在没有树荫的人行道上，廉价的新皮鞋把脚后跟磨出了泡，汗水把淡绿衣服的两腋染成了深绿。我拿着地图寻找着公司的地址，看见马路对面出现了一群不同肤色的靓女，雀跃地等待在一栋小楼外面。这就是目的地。我隔着马路遥望这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好像隔着玻璃看橱窗里的展品，我掉头走回了巴士站。

那天烈日炎炎，为了让家里阴凉一些，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昏暗的光线里，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在机场流露告别的忧伤——我们是一家羞于表达感情的人。我的相册里有一张我站在飞机舷梯上的黑白照片，一手在空中挥舞，另一手拎了一只塑料编织的手提包。此刻望着照片，我清晰记得手提包是淡绿色的，但是那张笑脸背后的思绪万千，我却完全忘记了。

晚上，我在脑海里一次次重演了白天被恐惧征服的一幕，像被某种潮汐或者地下的磁场所吸引，迎向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失败。第二天 Guy问我为什么没有去面试，我说，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一九八一年从上海飞去纽约是一种探险——单程票，没有人知道何时或者能否再回家。我会住在学校宿舍，还会有一张学校食堂的卡，至少那一年的吃住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得从上海带齐。我的半个箱子是月经用纸，那是卷成像棍子那么硬的草纸，很占地方。另外半个箱子是肥皂、擦脸油、牙膏、衣服，还有我喜爱的书、多年来收集的毛主席像章。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哥哥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打开一看是一件油亮的毛皮大衣，绸子内衬上缝着精致的标签“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商店”。字的边上刺绣着一只雄壮的老虎，它的脚下踩着一只地球，身旁绣着英文“Siberian”，十分考究。哥哥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我又要重新理箱子。后来我知道他在我办理护照的大半年里，接了不少画连环画的活，攒下来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件大衣上。四十年过去了，它仍然神奇地松软厚实闪亮，唯有衬里在前几年脱了线，我请裁缝重新缝了以后，它跟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一样。

我看见二十二岁的自己，去面试一场选美戏里的“台湾小姐”。当我出现在办公室时，那位已经疲劳的副导演眼睛亮了起来，我从她的瞳孔里看到自己——那个把胳膊放在刀下的赌徒。也许那就是激情——近似绝望的激情，是动物分泌的信息素，同类闻到会兴奋。在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三年后，我穿上旗袍高跟鞋，斜挎写着“台湾小姐”的绶带，在一条全新的起跑线上跨出了第一步。

那时我还没有相机，时间没有从绵延的生命中被切割成一百分之一秒的单位，夹到相册里。那些没有被相机拍过的记忆——人脸、人声、语言、地方，熟悉的和不认识的，似曾相识的和梦里的，欣喜若狂或绝望无底的——像时间河流里的一块块石头，被岁月磨成了卵石，上面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青苔，边上沉淀了淤泥砂石。隔着漂动的水草和水波看它们，恍恍惚惚，阳光里一个样子，月光里又是另一个样子……

我曾经以为，我的青春被毫无意义的儿女情长燃烧掉了，但也许正是那些灰烬的记忆铸就了我，并仍然铸就着我。里尔克给年轻诗人的信里说，每一个创意里都有一千个被遗忘了的爱之夜，使之无限。而那些相聚在夜晚的、被情欲束缚在一起的恋人们，正在为未来狂喜的诗情采集甘露。

我在出国留学前认识了 W，他比我大八岁，也在办理留学手续，分手前他抱住我深吻，我们说好到美国再见。从那一刻开始，我一直在等他，等他的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