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人物” (第3/5页)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培训班开学没多久，毛主席去世了，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哀乐。我从牙牙学语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一年级学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四年级学的第一句英语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那天之前我没想过毛主席也会去世，这几乎违背自然法则，我感到恐惧。我们二十四个同学聚在教室里，默默地用白色皱纸折着纸花。突然一个女同学大声哭起来，充满悲情地喊道，大梁倒了，我们以后怎么办、中国以后怎么办啊？话音未落，只见另一个女同学一个箭步冲出教室。外面的空地上长满了青草，平时常有个女人推一辆板车来割草，拉去卖给隔壁的饲养场喂牛。那天秋阳斜照，女人正不紧不慢地割草，女同学对她大吼起来，你没听到吗？毛主席与世长辞了，你怎么还在割草？那人辩说道，我不晓得哎，说罢收起工具推车离开了。接下来，全班同学开始表忠心，骂割草人的同学首先要求入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另外一个同学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说的话都是我想不到的。我正在想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一个泣不成声的男同学过度紧张，站起来用上海本地普通话说：“我作为贫下中农的女儿（儿女），感到无比悲痛！”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奇，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我们的老师里，有张瑞芳、王丹凤、孙景璐、朱曼芳、白穆、梁明、张庆芬等。我当年没有机会去学习和了解离我并不遥远的历史，所以我毫无概念，每天来教我们这帮傻子的人，都曾经是光彩夺目的电影明星。在我们的余光里，还存在着一批看似无所事事的老人，他们整日坐在靠近大门的几间平房里喝茶、看报或者政治学习。他们用水果罐头吃完后剩下的玻璃瓶当茶缸，瓶外裹着一层玻璃丝编的网，这样可以不烫手。很多年后，我有机会从老电影里认出他们，一个个都曾经那么精彩，那么吸引人，那几间平房里原来卧虎藏龙。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位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的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毛主席追悼会那天，他们都从平房里出来，集中在被弃用的摄影棚里，肃立、默哀、鞠躬。鞠完躬抽泣声伴着哀乐升起，他们的身体颤抖着，一开始还有些节制，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号啕，让我震惊。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懂得了那样的悲哀。他们的青春和才华，梦想和爱，已经被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耗尽。一切付之东流，往事不堪回首。

剧团的所在地从前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几排破旧的平房和一个废弃了的摄影棚，围着一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挨着空地的一个小湖上映照出天空的颜色，飘荡着小提琴的旋律。后来我们知道，平房里有一间，住了一位上影厂的作曲。他的女儿每天要练四五个小时的琴，有时候我们还能听到她的爸爸训她、打她的声音。伴随着琴声的还有一个总在唰唰唰扫地的身影，那人的长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叠在凌乱的背景上。很多年后我才偶然听说他是一位叫贺路的导演，是上官云珠的第四任丈夫。

“四人帮”被打倒后，上影剧团的全体演员，排演了一场大型诗歌朗诵节目。上场之前，大家都挤在文化广场后台化妆间，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画上红脸蛋、红嘴唇、黑眉毛。我没有化过妆，坐在镜前无从下手。一位叫孙栋光的演员看见了就过来帮我，他用一根最细的油彩笔，帮我画了乌黑的眼线，就是今天眼线笔广告里那样的眼线，放在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国是非常前卫的。他教我，要画得贴近睫毛，越近越好，这样远看就觉得你的睫毛又密又长。他说话有些大舌头，但是很儒雅。我喜欢他给我画的样子，也一直记着他的话。事后很久，我才在无意中知道，他的父亲是孙瑜，在一九二〇年代留学美国，翻译过杰克·伦敦的小说，是中国最杰出的导演和编剧之一。孙栋光一定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到，或者耳濡目染到这样的审美感觉吧。

下铺的同学叫闵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时候，我就干脆跟她在下铺一起睡。我俩都爱吃零嘴，夏天常到剧团对过的烟纸店买断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钱一根，断成两截的三分钱一根，我们跟店里的人讲好了，把断的都给我们留着。

在历届运动中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老演员都回来了，赵丹和白杨在前台领诵，他们身后有黄宗英、王丹凤、秦怡、张伐、陈述、孙道临、达式常、向梅、梁波罗和其他在小平房里喝茶的人。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们站在后排的椅子上跟着齐诵。记得白杨的声音高昂、颤抖，语速很慢，赵丹的声音自然、低调，语速很快，两人状态非常不协调，听上去很不顺耳。可回过头看，那却是和谐音。就像一个双重奏里两个貌似不和的音符，放在一起形成了更尖锐、更难忘的和谐音。那次演出前他们刚从监狱获释不久，而上一次登台恐怕是十年前，他们被剃了阴阳头示众批斗。

剧团在大木桥路41号，离我家一站路，我把铺盖、脸盆、热水瓶等绑在脚踏车上，推着车跟姥姥一起步行到宿舍。我被分配在双层床的上铺，姥姥害怕我睡着了会滚下来，又回家拿了一根长绳来，绕着床头床尾的铁杆做了一个网状的围栏。

舞台背后另一出更触目惊心的戏，发生在演出之后。在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号召下，上影组织了几次“三大讲”会议。我平时打乒乓球的那间房里，摆了一排排长凳，剧团里在“文革”中迫害过别人和被迫害的人，都面对面坐下，“讲清楚”过往的恩怨。那些颤抖的、声嘶力竭的、哽咽的声音，诉说着曾经发生在同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暴力和无奈。当演员穆虹的爱人描述她丈夫是怎样死去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坐在她对面的打手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眼泪像滂沱的雨水那样从指缝里流下来，滴到地上。尤其难忘的是个别被迫害者——或者心有余悸，或者不愿参与“报复”，或者明白“讲清楚”在本质上是徒劳的——坚持沉默，散会时他们的凳前总是一堆烟头。我们的老师中有不少人遭受过殴打。其中孙景璐老师因承受不住企图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人与人之间脸皮全撕掉，伤疤全揭开，培训班的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那些以前在我们眼里虚焦的喝茶、看报、下棋、织毛衣的人突然有了焦点，变得鲜活、立体、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