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人物” (第4/5页)

就这样，我进了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我们一共十八个男生和六个女生，据说都是徐景贤按照江青要求的“一号形象”，指示上影厂从各地招来培训了去“占领银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纯正、没有文化背景的工农兵。班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谢晋导演请我去主演他的电影《青春》。谢导之前来过我们培训班一次，好像是为了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找女主角。班上的女同学都为他演了小品，但是老师们觉得我太小了不合适，所以没有参与小品演出。没想到谢晋导演留心到了坐在台下的我。进组后我发现，《青春》的摄影师沈西林也是之前《欢腾的小凉河》的那个摄影师，他那天也留心到了我。

有一天，制片主任毕立奎跟我说，接到厂领导的通知，摄制组要解散了，所有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这回不用热泪盈眶、双唇颤抖了。接着马上就被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倒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组里的这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骑车进厂门上班，觉得自己已经是上影的员工了。现在让我夹着尾巴回高中读书，实在太没劲、太没面子了。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回学校就意味着毕业后要去插队落户。我终于有点热泪盈眶、双唇颤抖的感觉了。毕立奎见我不出声，笑着问，你不想回学校吗？我摇头。他说，张瑞芳在为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愿意去，我会把你的关系转到剧团。我拼命点头，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当时我还不知道，《井冈山》剧组解散，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正在最高层发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垮台，她领导下的“长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场序幕。

那个年代拍戏周期长，一部电影可以拍上十个月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和排练。开拍前，我们演员组在宁波东海舰队待了一个月，每天夹在一群女兵当中在东钱湖边操练，然后到食堂用巨大的钢勺盛饭盛菜，尽情地吃。吃完午饭，谢导就拿出那天新写的小品，为我和张瑜排练。我害怕排练，害怕谢晋导演，总觉得他会在开拍前觉悟过来，发现我不可调教，不要我了。那年夏天很热，谢导总是穿着一件白衬衣或者白汗衫。他工作的时候十分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已经湿透。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在排练结束后顺手拧干滴着汗的下摆，开玩笑说，我每天喝上好的白酒，出的汗吃下去可以治病的，你们要不要。

我在电影里演一名游击队员，好像只有一句台词，也可能还有些其他台词，但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一句：“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剧本注释了，是要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嘴唇说的。我整天在摄制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对着一扇窗反复练这句台词。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含着热泪，更别说颤抖的嘴唇了。这让我非常苦恼，并且越来越没有信心，不知怎样才能不辜负导演、制片、父母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拍摄期间，张瑜、俞平和我三个人同住一间简陋的平房。厕所离我们的房间很远，需要走过一块泥地。厕所就是一长条蹲坑，蹲在那里能看到下面又肥又白的蛆在屎堆里拱。刚到不久的一个雨夜，我去上厕所。路过那片没有路灯的泥泞地，我非常害怕。一走到厕所我就滑了一跤，差点没掉进去。第二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把桌上盛粥盛汤的搪瓷小脸盆偷了回去，洗干净后搁在床底下，晚上不用再去厕所了。

《井冈山》是江青亲手抓的“长征三部曲”当中的一部电影，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都需要她通过，演男主角的朱时茂是她定的，导演成荫也是她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的。第一次见成荫导演，我坐上了他的红旗牌轿车，车窗上薄薄的窗帘半关着，我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和构图望着街上划过的脚踏车和行人，怀疑自己在做梦。那时坐红旗牌轿车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

也许是因为那时的胶片相对人和时间更为昂贵吧，我们是隔天拍戏。第一天技术掌握，第二天实际拍摄。技术掌握的时候，我们把要拍的内容——演员的台词和走位、摄影机的位置和运动、灯光的数量和布置——都仔细排演一遍。拍摄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按照头天的计划，很少有即兴的发挥。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那时的胶片感光度差，需要打很亮的灯光。记忆中照明组好像是摄制组里最庞大的部门，有好几辆大卡车。每天工作结束后，我总是躺在照明组卡车的大卷黑色电线上，一路睡回招待所。也许是缺乏安全感，我跟导演组或演员组的人在一起，总是觉得有压力，害怕被审视和评定。所以我总是跟照明组的人在一起，自由自在，还有些被宠爱的感觉。有时候，路边有卖农产品的摊子，卡车就会停下来，我和几个照明师傅就跳下车去买炒花生、炒黄豆吃。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老乡在卖老母鸡，就下车跟他讨价还价，但是扯了好久还谈不拢。我偷偷从口袋里拿出一盒万金油，趁老乡不注意，抹到了鸡的眼睛上。老母鸡开始抖动它的头，发出奇怪的声音。老乡看到后有点纳闷，不知这鸡突然得了什么病，马上同意把它便宜卖给我们。我们高兴得一路嘻嘻哈哈，到招待所马上开始杀鸡、拔毛、炖汤。两小时后，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吃了一口才发现，万金油的气味还在，这锅汤根本没法喝。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广播英语课”，《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象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