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层河流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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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时地，我会接到老金发过来的文章，记得有史铁生、彭小莲、陈凯歌、贾樟柯写的往事回忆。他说，人家好写，你也好写。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些书籍，比方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齐邦媛的《巨流河》、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英格玛·伯格曼的《魔灯》。

记忆像冬眠后的动物开始蠢蠢欲动，可是我找出各种借口迟迟不动笔，好像永远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我跟老金说，我颈椎不好，做不了写作这行。他回，那你先躺在沙发上录音。我说，我只会有感而发地写几篇短文，不会写长的。他回，你可以的，像蚕宝宝吐丝，慢慢地编织。我说，我得先把《道德经》读了。他回，千万不要读。

老金看到我在一个采访中说，“对电影浪漫的向往是贝托鲁奇给我的”，就发信给我：但愿我给你对写作的浪漫向往。我被莫名触动，打开电脑，开始写给他一个人读的东西——就像当年我是演给贝托鲁奇一个人看的那样。

不久后，老金读到一篇我写的悼念贝托鲁奇的博文，发信跟我说，写得很好，建议你写书。我回，我不行的。他说，我这个三十年的老编辑来把关。你先闭上眼睛，想到过去什么画面、场景、对话、细节，立刻记下来，这样半年就形成提纲，然后你就不可阻挡了。

几个月后，我写完了一篇关于祖屋的散文，发给了老金。他看完给我回了几条信：“非常好——或者，这就是你的提纲，其中每一句话可以延伸出十句，每个人可以牵出十件事情来……不信你把这文章单列，会发现里面的空当都是回忆……像睡醒打开窗，光线照进来，有轮廓了……最重要最特别的地方，不要一笔带过，编辑的意见就是这些。我要鼓励你（逼你）写出来。”

我跟他讲了一些少儿时代在那栋房子、那条弄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回，有点像《美国往事》的感觉，你可以把它们拍成一个电影。

我有些失望——好不容易写出几千个字，以为已经把最动人和值得的记忆呈现出来了，没想到他觉得我只交了一份提纲。

我给他看家里四代人在那里的老照片，说，我怎么可能没有偏见。他说，噢，真的认不出了，原来外交大楼是平顶的，原来弄堂当中的公房是一大片草坪啊。

金宇澄提议我回平江路看看，说不定能触景生情，产生灵感。而我一直都不敢去——祖屋的魔力来自它是一片逝去的故土和时光，属于梦里的东西。我怕一旦去了，那个隐秘美妙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永远无法跟另一个人同入的梦乡，那个记忆和想象的天国，会从此拒我在它的门外。

我跟金宇澄说，变成这个样子，难看死了。他觉得我有偏见，说，你又没看见过，我觉得这个样子非常舒适。

我曾无数次离开过那栋房子，出外景、上大学、出国……最终都要回家的。姥姥去世之前，总要送我到门口，有时还坚持要送到机场。那时我还不懂她的惧怕——怕我一走就再也见不到了，毕竟她已经很老。我最后一次拖着行李箱出门，姥姥已经不在了，只有日益破烂的老房子，默默站在那里，我头也没回就上了去机场的车，哪里会想到再也回不去了。

英语中有个意大利外来词 pentimento，意思是画布表层油彩底下艺术家的初衷，例如头或手起初在一个不同的位置，或者裸体原本是穿着衣服的。祖屋的 pentimento 像幽灵般浮现出来：高高的屋顶，笔直的画镜线，宽大的钢框窗，对开的玻璃门通向阳台…… 我在那里的三十余年，见证了它经受的种种，但所有的毁坏都掩盖不住它从容结实的骨架。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二姨曾跟我解释过，那是一种日式的洋房，一切都是简洁挺拔的直线和直角。装修的人显然不懂得，也不尊重房子的建筑理念，使它丢失了原有的品格和气节。就像人丢失了人格。

父母离开祖屋前没有跟我和哥哥商量过。想想也是，那时我们还太年轻，只顾着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从来没有关心过父母的日常生活。搬完家后父亲打电话跟我说，有人给了他内部消息，老房子可能要拆迁，拆迁的话会把他们搬去老远的地方。母亲说，好在上医总务科的××出面，让人用三套新工房跟我们换了老房子，所以搬了。父亲接着说，平江路房子常年失修，里里外外的东西都坏掉了。新的地方生活很方便，楼下就是菜场。

有一天，金宇澄发给我几张照片，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我端详那些拱形的门洞和窗框，拱形的隔墙顶，拱形的壁炉……回信说，我家老房子不是这个样子的。老金接着发来了弄堂的地图和地址：平江路 170 弄 10号，那的确是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很小的时候——也许是怕我走丢——母亲就教会我背诵“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 170 弄 10号”。

记得我第一次到那里时，送我的车开不进去，我只好拉着两只箱子，走过那条又吵又脏的菜场。一进家门，我看到鸽子笼大的三间客厅、三个厨房、三间卧室和三个厕所，像火车车厢那样长长的一排，我马上知道父母被人骗了。他们自己倒很豁达，只要东西都在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物件对父母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只有功用与否。父亲从七楼窗口用望远镜看着菜场里的果菜鱼肉，交代家里的阿姨去买什么菜。

二〇一五年底，我们终于约好在贵都酒店喝茶，我每天陪父母去那里的游泳池游泳。那天我游完泳在咖啡厅等他，过一会儿他到了，坐下后没多久就掏出一包香烟，环顾了一下四周，问，你抽烟？我说不抽。他问，你怎么知道我抽烟？心还蛮细的。说着，他低头点烟，我这才发现原来我选的角落是吸烟区，只好顺势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笑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想吸烟的时候总是会起身避开我。

在母亲众多的笔记本里，我找到一页撕成半张的纸片，上面写了：

当时我知道《繁花》的版权已经卖给了王家卫导演，但是我侥幸地想，万一他不想拍了呢？我先跟作者挂个号。旧金山的一位作家朋友帮我找到了金宇澄的邮箱，但信发过去后犹如石沉大海。后来我才知道老金已经换了邮箱，我写的信在网络空间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待了很久才转到他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