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过《金瓶梅》吗？ (第4/5页)

母亲虽然喜欢教我科学常识，但是对我青春期身体的变化只字不提。那段时间我喜欢打乒乓球，上学的时候总是把一块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柄掖在裤腰里。有一天，我感觉到球拍触到胸口时很疼，意识到那里长了两个硬块，以为自己生了什么病。又过了一阵，胸就鼓了起来。有一天，在田径课跑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男老师盯着我跳动的胸脯，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领衫，修剪缝制成勒胸的内衣，勒到喘不过气来才放心。

大门正对着外交大楼，里面住了几十户人家，大多是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的工友和护士。大楼前有一片带坡度的柏油空地，那是我们进出弄堂常常走过的地方。我记得在那里学骑脚踏车，父亲把着脚踏车座跟着车跑。我的腿太短，只能站着蹬脚踏板，下坡的时候失控了，撞倒一位白净的老护士。我和父亲扶起她，搀她回家。她和另一位老护士住在外交大楼一层的一间房。家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小方桌，两把椅子，还有衣橱和五斗柜。我留心到柜子上有几张她俩年轻时的合影，看上去亲如姐妹。弄堂里的人传说这两个“老小姐”终身未嫁，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十几年后我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同性恋的朋友时，突然想到她们——一个握着另一个的胳臂，轻轻地擦红药水——那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样子历历在目。

那个爱趴在窗前发呆的妹妹，越过一段尴尬的年龄后，长成了一个含苞待放、明眸善睐的少女。那段时间，我总是在等着隔壁邻居家一个鬟发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飞速拿起羽毛球拍冲下楼，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装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亲正好踏车过来，看见我和男孩在说笑，就把我拉了回家。她严厉地说，他是个吊儿郎当不爱学习的小流氓，你还去跟他胡调情，以后再也不许做这种事了。我不知道“调情”和“这种事”是什么，但它们让我联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传》插图里面，有一张是男人和女人在一条公园长椅上嘴吸着嘴，每次翻看都让我感觉暗流涌动。我直觉“调情”和“这种事”都是羞耻的、罪过的，是我不应该做的事。

门房间里有个传呼电话，我至今能听见老宁洪亮的嗓门半夜三更在窗外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就骑脚踏车到华山医院去处理急诊病人。每次去，他可以吃一碗医院补助的面条，偶尔他一个晚上被叫去两次，他就带一个铝饭盒，把面条带回来给我和哥哥第二天吃。

这样的欲望和抗争，就是从亚当夏娃延续下来的原罪吗？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对这个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类是为了征服欲望，而创造了辉煌的精神世界吗？所有的艺术不都是欲望的升华吗？还有爱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给欲望的礼物吗？

大门右面的小平房里，住着看门的“老宁”（上海话老人的谐音），他骨瘦如柴，没有人知道他的岁数。母亲小时候就称他为老宁，我二十四岁从美国回到阔别四年的家，头一个见到的仍然是老宁精瘦的面孔。朝思暮想的院子被违章建筑搞得杂乱无章，但老宁依旧。难道他在我们一代代人不知不晓中活了几百岁？像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守护着这个日益破败的院子。

十四岁那年，我在房子后门的通道，养了几只毛茸茸的小鸡，楼下苏北人家的儿子在那里搭建了单杠、双杠和哑铃。喂鸡的时候，我常看见他跟几个同伴一起光着膀子练肌肉。他比我大四岁，我们很少接触，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有一天我在那里剥蚕豆，他蹲下来帮我一道剥，沉默一会儿后他问，你看过《金瓶梅》吗？我说没有。他说是禁书，我可以借给你。那天晚上，我问姥姥，你看过《金瓶梅》吗？姥姥变得警觉，说，你从哪里听来的？我说是楼下那家的儿子，姥姥的脸阴沉下来，说，你少跟他搭讪。

我家的地址虽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大门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疯子，他经常围着院子自言自语地疾走，病重的时候，就被绑在门前一棵大树上吼叫挣扎，令我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