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粒金色的麦穗 (第5/5页)
小鹿，我这么普通的一个人，
星期一，加州政府通知全州居家隔离，关闭一切非必要的生意。丈夫一早回医院上班，医院已经取消所有非紧急病人的约诊，院方建议他从外州飞回来后在家休息两周。晚上我们去机场接文姗，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很薄的口罩，戴在脸上。美国政府传染病防御中心的建议是，病毒不是空气传染，而是飞沫传染，病人和医护人员应该戴口罩，但是健康人戴口罩没有什么用。文姗说，姐姐叮嘱她一定要一路都戴好口罩。回家路上，她想到家附近的一家小便利店去买些东西，我也正好买牛奶。晚上十点，商店里没什么人，但是冷藏柜里已经没有牛奶。
怎么会有这样的幸福，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
星期天一醒来，我马上查看疫情，形势的确越来越严峻。小女儿学校的校长发来的邮件说，虽然上星期一直在跟师生演习网上授课，但是眼下还没有决定停课。大女儿给我发信息说，你不要再让文姗去学校上课了，你疯了吗？这个星期正是感染了的人还没有明显症状，却在疯狂传播的时候。我说，夏威夷只有五六例确诊，学校还在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再等等吧。她急了，几秒钟给我发了一连串信息，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通。就在这时，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说，政府在考虑全美禁飞的政策。本来文姗是春假回家，如果禁飞，她可怎么办？我决定给她改签机票，让她立刻回来。
小鹿感动，她轻轻地把手指放在屏幕里他的嘴上。
天下起倾盆大雨，街上几乎没有了行人，一切被笼罩在灰蒙蒙的阴郁里。我在中美的新闻和社交网络里，感到网络里传播的文化病毒比新冠病毒更具有危害性和杀伤性。人群被煽动，理智的声音往往被偏激的情绪所淹没。我生活在中美之间，在大洋两岸都有亲朋好友，每次读到这种不幸的文字，都很难过。病毒是全人类的天敌，从猿到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和微生物共存。而不管在哪个时代，在地球上哪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一个死亡不令人悲痛欲绝？
小鹿
到了周六，新闻里看到疫情开始失控，超市的货架也被抢购空了。大女儿决定跟男友一起飞去他在南方的家，小女儿给我发了很多条焦灼的信息，问为什么她的学校还没有停课。我安慰她说，学校在密切观察，一定会做出最合适的决定，只要不停课，她还是应该继续上课。
昭华，你要好好的，快睡吧。
星期五早上，我看到冰箱里的牛奶快喝完了。彼得每天的早饭都喝牛奶煮麦片，里面加上新鲜的蓝莓、香蕉和烘烤过的核桃仁。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孩子们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会在周末做些特别的松饼之类换换口味，孩子们住学校后，我就变得很懒，很少在早饭上动脑筋。但是如果早上没有牛奶麦片，彼得会一整天都莫名的不适。我开车去 Costco，那里带乳糖酶的有机牛奶又高质又便宜。开到停车场后，我发现虽然商店刚开门不久，已经挤满了车辆，根本找不到停车位。我看到有些早到的顾客，已经推着大车大车的干粮、罐头食品、手纸、消毒纸巾、洗手液之类从店里出来。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情形，便决定马上离开，可转了半小时才终于开到出口。丈夫说，这是大众的歇斯底里，羊群式思维，你不用担心。我也想，反正他星期天晚上才回家，只要够周一早餐就行了，我下星期再去买。睡前接到他的电话，他们去了一家极其美味的意大利餐馆，平时很难订到位子。他还这么轻松快乐，我真服了。
昭华
偶尔，我抬眼看看窗外，远处海湾上开过几艘货轮、几条游艇，窗下街上零星看到一些跑步、逛街的人。这是我十分中意的独处时光——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我牵挂和牵挂我的人。天色渐暗，一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突然发现这种“自我隔离”其实是我的常态。到了晚上，我觉得有些害怕，记忆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在这栋房子里过夜。彼得之所以会约了去外地打球，是因为原来我是计划这个时候回上海探望父母的，这一行程因疫情一拖再拖，不知道要延迟到什么时候。
爱你。
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描写了两个默默无闻而充满人格力量的普通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牧师，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冒着生命危险，不弃不舍地寻找到疾病的来龙去脉。他们的勇气和执着，他们之间起初的冲突和最终的理解与深厚友情，在眼下的情形下读起来，尤其让我感动。那位医生画的传染地图，就是这本书的书名。
易烊千玺让我惊讶。他的个人感情生活是有限的，不知他是从哪里聚拢了这样丰富、充盈和细腻的内心。我只能想象他把所有对生活和爱情的渴望，在镜头前一泻千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本能的分寸感，情感饱满的同时不留任何表演痕迹。那天，他成全了这场戏，监视器旁没有一双干着的眼睛。我想起《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句话，“说到底爱情是一种本能，要么第一次就会，要么就一辈子也不会。”
星期四蓝天白云，空气透彻清爽，我打开窗户，边吃坚果边阅读。我的 Kindle里有一本叫《死亡地图》（The Ghost Map）的纪实书，它描写了一百六十年前伦敦的一场举世尽知的瘟疫。这场由霍乱引起的悲剧延伸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撞击，理智的声音和固有的观念发生斗争，而真理和先知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忽略、被否定。
初剪后我给姜文看片，他也感叹说，易烊千玺演得真好，他是全片演得最像真人的一个演员。第二天姜文又发信说，“你拍出来的男性更吸引人。”
那时大女儿就读的哈佛大学已经决定改上网课，她正在紧张地整理行李，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突然结束了，我们曾经那么期待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对我来说，导演《世间有她》最幸福的事，就是在监视器前，见证演员们将他们的技能和真情发挥到极致。
上星期三彼得从旧金山飞去凤凰城打高尔夫球，那是他几个月前就跟朋友约好的事。走之前我试探了一下说，你还是去吗？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开始严重了。他自信地笑笑说，不要参与到人群的恐慌里去，我会小心，没事的。我送他和朋友去机场，塞给他一包消毒纸巾。
这出戏大多数场景是民宅中的实景，我希望从筒子楼的窗户能看到外面超现实的现代建筑。在都市炫幻的外表下，老百姓过着平凡的生活，承受着命运的摆布。但实景拍摄空间很小，而且位于北京三环内。发电车、重型器械、箱车等日间是不准进城的，夜晚进城的话，白天拍摄也定会被居民报警投诉，我们只能用最精简的人员和器材展开工作。
我在微博中记录道：
摄影师本来决定用暖光的大功率钨丝灯作为主灯，因为它会把灰度的层次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最后条件所迫，他只能用不需要发电车的低功率日光灯和LED。LED的色谱非常不完整，光质也不好，令人崩溃。后来灯光师去买了一堆大块的麻布，设在窗外，然后用最大的LED去做反射光源。经麻布反射后，光质变得犹如自然光。室内没有了灯光器材，演员可以更自由地表演。
二〇二〇年三月，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它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夺走六百六十万人的性命。也没有人预料到，它至今仍在变异作祟，并将永远与人类共存。
我发现在没有大场面的情况下，小部队拍摄效率更高，每个成员都更负责更投入，现场没有任何人打瞌睡或者看手机。也许是因为刚刚经历了疫情的苦难，大家仿佛身负某种使命般拍这部戏，就连场工都时常到监视器来关注演员的表演，并为之动容。
朴若木说：“这个世界仿佛沦陷在一场生化危机里，我觉得应先去感受它，往后把这种感受升华放在作品里，更有意义。”
十五六天的拍摄无比顺利地完成了，我每天得到的惊喜都远远超过留下的遗憾。工作人员在吃关机饭的时候都非常感慨，怎么就拍完了呢？好舍不得啊！
他给我发来一组超现实画作，是一位艺术家十五年前画的哥本哈根。在各种自然且诡异的光线下，原本亲切家常的街道因为没有了人群而变得异样、令人不安。当城市因封锁而荒芜时，这组题名为《预言》的作品，突然真实得令人窒息。相比网上流传的空街照片，这组画是形而上的，它们是艺术品，其意义远比“新闻”更为深长、久远。
后期制作中最大的挑战是视效。影片中大量的电脑合成部分，都必须做得天衣无缝天经地义。由于预算和技术问题，原来一直跟组拍摄、最了解情况的人不做了，筹备期和拍摄期所准备的视效工作前功尽弃。为了把控色彩管理，我把摄影张子乐请回北京，配合视效部做了多次的二次创作和尝试，调整灰度与色彩的融合，三个月做了不计其数的版本。经过了一个漫长和艰巨的过程，我们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让电影在视觉虚实间、有色和无色间进出起伏，把握住观众的官能。
我写：“我特别想回来在空街上拍一部电影……这也许是不合实际的梦想而已，但这样令人震撼的空城，一辈子只有这一次吧，至少希望是。”
这部电影终于在一场灾难中诞生了。千万年来，地球经历了无数次的瘟疫，这场新冠疫情只是其中之一，但无疑它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加缪在《鼠疫》中像先知那样警示我们，“瘟疫存在于每一个人的体内，没有人可以免疫”。人类随时可能因病毒、事故或者一个同胞的行为而灭绝。死亡是永恒的。
他回信说：“如果《英格力士》能放就好了，这电影的取向是前瞻的，我一直反复地看，虽然没有我预期的高度，但仍然是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合乎当下社会审美和价值观，如果能放映，必然会得到很大的回响。我请了些行内人看《英格力士》，都称是部杰作。”
面对这样的荒谬我们怎样保持希望？怎样保持人的价值和尊严？怎样保持高尚的头脑和宽容的心？也许我们只有变得慈悲，不去对别人做道德判断，为生存本身感到喜悦和感激。
二〇二〇年春节期间，我发信给美术指导朴若木：“Pan，你好吗？在北京吗？最近的一切是那么令人一言难尽。我昨晚在一间极棒的放映厅重看了我们的《非典情人》。大家都非常喜欢，赞不绝口。我尤其高兴的是，小女儿头一次看，说她特别欣赏这部电影的视觉质感。虽然作品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但这么多年后看，尤其是在眼下的形势下，这部二十一分钟的电影仍然是很好看的。”
窗外浮现出一朵完美的白云，我依窗凝视，感到隔离期间的一种特殊奢侈，哪儿都不用去，什么都不用做——除了白日梦以外。这是一朵积云——童年的妹妹最期待看见的那种——底部平平地躺着，顶部圆圆地拱起，像巨大的天鹅在水里滑行，像山坡上开满了棉花，像棉花糖那样松软甜蜜。她每天到晒台上去看天，见到积云就会兴高采烈地跑下楼，向全家预报：明天是晴天！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在二〇二〇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知道了积云的英语怎么说。那天跟丈夫散步，他望着远处跟我说 Cumulus，我没听懂，他用手指着天说，这样的云叫 Cumulus，来自拉丁文。我牵着彼得的手，望着那朵云彩，重复着那个富有乐感的字，感到幸福。那时我正在写着一个失去挚爱的故事。
二〇二二年中秋，我参与编导的《世间有她》在北京首映。两周前我回国的航班被熔断，前天才飞回来，自然是赶不上了。深夜走进这间喷了消毒水的客房，恍惚似曾相识——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隔离了。倒时差无法入睡时，我干脆起身喝杯茶，写下两年前创作中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