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美丽带回人间 (第5/5页)
刘爱
刘爱妈妈的角色，从读小说和写剧本的时候开始，在我脑子里就是袁泉。春节我回上海探望父母期间，与正在拍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袁泉见了面。她给我的感觉安静严肃、柔中蕴刚，气质和外形自带某种浓郁的色彩。虽然工作了一天面容有些疲劳，但是目光散发出一股顽强的生命力。我确信了这个角色非她莫属。
真的，王老师说你是他见过最聪明的女孩。
我们用上海话聊天，一见如故。我们聊了各自的生活和阅读，记得那时我正在看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重温特殊年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剧。王传君随身带了野夫写的《江上的母亲》，写了作者的母亲为了孩子，决绝地消失在了江水里。当时王传君的母亲患癌症去世不久，好友乔任梁也患抑郁症自杀了，他陷在悲痛和沉思中，已经很久没有接戏。虽然谈话很少提到《英格力士》，但我们触及的爱与失去，正是我永远的也是唯一的主题——我的一切创作仿佛都是在企图留住爱，企图承受失去。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欲望的升华，来自对生命的爱、对另一个人的爱、对人类的爱。哪怕最愤怒、最黑暗、最悲痛的艺术也来自爱——如果没有失去你的所爱，你怎么会如此痛苦、如此绝望？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王传君在一天里读完了小说，然后自己买了机票就来了北京。他不修边幅，中分的长发遮盖了半个脸颊，唇上和下颚留着短而浓密的胡子，完全跟同辈的“小鲜肉”们截然不同。
刘爱
那时王传君参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正在院线上映，我们下班后就去看了。虽然他演的马仔在开场后没多久就被打死了，但是短短几场戏演得生动独特，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决定跟他见面。
我走了。
一天，制片人何毓文问我，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王传君？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小何便给我看了微博热搜上王传君的“我不喜欢”。我从不跟踪社交媒体，完全不懂这四个字为什么上了热搜。原来《摆渡人》上映后票房不佳，一位著名导演为其发表了“我喜欢”的支持，随后圈内众人都跟着说“我也喜欢”，而王传君一个人发了“我不喜欢”、，第二天莫名其妙上了热搜。我和朴若木看了后，都觉得这个不崇拜权威、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很合适演王亚军——一个与媚俗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他把词典塞给她。
谁能演好王亚军？投资方非常开通，没有在选角的过程中施加任何压力，但我还是时不时接到一些建议，考虑一下这个或者那个当红的“小鲜肉”。我研究了选角副导演列给我的名单、视频和采访，没有看到接近角色的人。
黄旭升这时才恋恋地看着刘爱的脸，她抱着字典，还是不说话。
同样难找到的是这个人物儒雅仁慈的气质。王亚军貌似文弱却心怀与时代背道而驰的道德勇气，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刘爱的人生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我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外公的影子，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尚的情怀和德行。
正当刘爱要转身离开时，黄旭升终于开口了。
英语老师王亚军是电影的灵魂人物，这个演员的选择关系到电影的成败。《英格力士》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故事开始时刘爱十二岁，结束时他十七岁。我在寻找刘爱的过程中看到今天的少年营养好、发育早，个子普遍比七十年代的孩子要高大。英语老师王亚军起码得有一米八五，在画面上才会给人大人和小孩的差异。这个要求一下子缩小了选择范围。
黄旭升
举一个很小的服装例子，申总指挥的角色在剧本里一共只出现了三次，但他要有令人矮三分的威慑力。我们请了两米多高的篮球运动员巴特尔出演，并设计了他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披着一件军大衣，轮廓像一扇门那样高大，个子再高的男主角在他面前也会生惧。这件“军大衣”有点像我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白大褂”，它是一个记忆中的印象，一个符号，它也使一个配角变得难忘。
他们说我已经治好了，下个月要开始服刑了。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特殊年代，人们依然爱美，创造美。《洗牌年代》书中描绘的装束细节，为电影的人物造型提供了参考，书中七十年代知青的状态，也在日后为演员表演带来了启发。电影跟文学一样，不是讲历史课，而是呈现逝去了的时光。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凝练，电影中的服装和造型是一种“重新流行”的“时装”。
刘爱
有一次，我独自与她在狭窄的舱内走廊相逢，她怔了怔，等着我侧身让她过去。她那么娇小，我们绿棉袄相互碰擦一下，留下一股小风。注意到她十分合身的黑卡其布长裤，裤脚露出内里一寸宽的鹅黄色运动裤边，高帮麂皮鞋，系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色“回力”篮球鞋带，如果是西方电影里的情景，这种际遇也许会使两名陌生人产生对话欲望——而我们相遇无语，快照一样匆匆回眸，留住细部，还有那阵风……
你会去哪儿？
……她最多十七到十九岁，“童花”发式，身材娇小，虽是服装单调的年代，也能显示人身份的一二特征，可借此知道，对方是哪里来，到哪里去……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饰的，绿棉袄内另有藏青色的中式棉袄，戴鹅黄的领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样式，细毛线织成四指宽的条状，两端缝有揿纽，围住脖颈（一般是中式的“立领”），既是装饰，也相当保暖……
黄旭升摇头。
《在伊犁》丰富了我对七十年代西域生活的了解，上面引用的细节为我们创造老街和阿吉泰的家带来了美丽的灵感。相比图片，文字不仅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能引起更多意境上的想象。
刘爱感到深深的失落，依依不舍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后他回头看黄旭升。栏杆门里的黄旭升已经看不见了。
……金针是那样高傲而热情，看来维吾尔人不吃黄花菜而把它作为观赏植物来培养是对的。还有马兰，它的小紫花有一种令人心醉的温柔。还有花盆里的四棵石榴，好像具有一种挑战意味，谁说生活不应该更加鲜明耀眼呢？连马马虎虎地用柴木绑起来的低矮院门，简陋中也包含着一种心安理得的怡然……
开拍前下了一场大雨，哗哗地打落了厚厚一层黄叶。“精神病院”对面陡峭的山坡上，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快递员在泥泞的窄路进退两难，像徒手攀岩的人那样贴着石壁。翊峰平时在现场嘻嘻哈哈，一会儿跟雯雯恶作剧，一会儿冲镜头做鬼脸，往日见到这种事肯定会去凑热闹，但那天原来的活宝不见了。他比雯雯先知道这段恋情要结束了。
两个房子虽然窄小，老式的天花板和地板分别漆着蓝漆和红漆，窗台低矮的窗户临街，窗外还有一层俄式雕花木窗扇，室内全都铺有印花羊毛毡，墙上挂着一块鲜艳夺目的库车地毡和一块绣有三潭印月西湖风光的丝织壁挂。室内各种物品充分利用空间，像搭积木一样地堆砌在一起，巧妙、雕琢、雅气……
雨停了，空气里弥漫着湿乎乎的忧伤。我没有跟他们讲戏或者排练，只配合机器走了一下位。他俩被铁栏杆隔开两边，互望片刻眼圈就红了。我以最简单的机位角度，拍下了他们离别时动人的眼睛。他们演得那么克制，仿佛不愿让别人看见他们最隐秘的感受，而监视器前的朴若木早已老泪纵横。最后一个镜头从栏杆内带着黄旭升拍刘爱走远去，我一喊停，雯雯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我想起王刚在小说里写过，少年的忧伤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
墙上贴满了参考照片和设计图纸。有一间卧室里挂满了到处搜集来的布料——碎花布、格子布、藏青布、草绿布……书架、桌面、墙角堆满了参考书籍和六七十年代的画报——《人民画报》《新疆画报》《工农兵画报》……好些书名我已忘记，但是记得有王蒙的《在伊犁》和金宇澄的《洗牌年代》。
也是在这样一个初冬的季节，五年前，《英格力士》杀青了。被摄制组闹腾了三个月的“华悦旅游”招待所，突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出去狂欢了。唯独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在淋浴间里洗了很久，先莫名哭了一场，然后开始体味热水从皮肤上滑下来的感觉，体味久违的寂静、闲暇、独处和自爱。
二〇一六年的十二月，《英格力士》前期筹备工作室从原先很小的空间，搬到了一个宽敞的复式公寓。我元旦休假后回到那里，客厅里的圣诞树还闪着红红绿绿的灯，好像要肆意将时间往回拨——因为一切还没有准备好，离准备好还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