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美丽带回人间 (第4/5页)

该地离塔城不到三小时车程，比转点去乌鲁木齐要方便和省时许多。我们因祸得福，转危为安。记得我拍处女作的时候，也是因为失去了第一个外景地，而找到了一片完美的天地。上帝似乎总是在歧途前面设置了障碍，把我逼到一条更光明的大道上。

我们先带墙把室内和室外的近景、特写拍完，然后赶在天亮前拆墙、修补景、拍全景。凌晨五点，摄影机从床沿上羞涩的恋人拉出来，渐渐地，老榆树上少年的背影出现在画面里，好像半个世纪前的王亚军和阿吉泰，被今天的刘爱放进了一个无形的动漫台词框里。我坐在监视器前看着这个穿越的画面，像见证了一个奇迹。记得导演处女作之前，一个著名导演跟我开玩笑说，我们当导演是为了睡女主角，你为啥啊？原来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我唯一的遗憾是，受地形局限，摄影机无法拉远到把星空都包括进来。

六月初，外联发来了一批照片，那是克拉玛依郊外一片废弃的宿舍楼，所有居民都已转移到了新区。废弃的楼群像巨兽骸骨，矗立在荒漠灰钙土上，岁月和风沙侵蚀了木门和钢窗框。朴若木看了非常兴奋，他指着一张照片说，楼房贴上一层红砖墙面，这里加上小区的大门，这里加一个景片，这批楼比天山厂的厂房更接近我们追求的视觉风格。从电脑合成的模拟图片看，新的景给人一种封闭式的压迫感，也更像计划经济时期的楼房。

“八一中学”拍完的时候已是深秋，三十七个可爱的小群众演员的戏杀青了，那天正逢王传君的生日，摄制组在学校开了个派对。王传君切好蛋糕，分给每一个同学。孩子们对“王老师”依依不舍，轮流跟他合影签名，充满离愁别绪。拍花絮的团队问孩子们，你们喜欢王老师吗？一个女孩说，你问的就是一句废话！

事后我们谈论起霍思燕为了老公牺牲自己的事，何毓文说，我好像又相信爱情了。

全组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王传君。他处处为别人着想，还老爱抢着付账单。他有各种各样的荤段子，最绝的是还能用形体表演无声的荤段子。有一场戏是刘爱第一次在厕所碰到王亚军，被老师器官之大给惊到。镜头当然只拍到他俩的侧背。打灯光的时候，王传君背对着我们，演示了不同的男人尿完后拉拉链的动作，从他背后我们能看哪个是最长的、哪个是最小的、哪个是以为尿完又滴了几滴的等等，惟妙惟肖，把我们笑得都站不起身。

我约了霍思燕在我下榻的酒店见面，她开门见山地说，经纪人劝她不要接黄旭升母亲的角色，演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妈，还是个配角，往后的戏路就变窄了。但她回经纪人说，我去看看能不能给你杜哥争取个角色。我跟她分享五十年代上海风尘女参加兵团的故事，解释了我将如何呈现这个人物，并答应把黄母的角色改得更加丰满。聊到凌晨，她终于被说服了，唯一的要求是这角色得有个名字，不能叫黄母。我当场就给她起名“张永红”。我说，永红听上去既像名妓，也有当年革命名字的感觉，也是祝你永远走红的好意头。小霍听了直笑，然后叹口气说，唉，我就知道今天来会被你搞定的。

因为与他的友谊，我一定是个带偏见的叙事者。不过我真的很少见到过像他这般纯粹和慷慨的演员，永远把戏和人物放在自己之上，例子举不胜举。有一次，他为了呈现极度疲劳、蒙受耻辱和抑郁的状态，在正午的太阳下站了大半天。场务几次给他送水，都被他谢绝了，拍完嘴唇都干裂了。难得有几天休息，他还赶去广州上了一堂法国喜剧大师菲利普·戈利耶的表演课。

第二天，我见了杜江。他有健美的体魄、无辜的大眼睛、干净的板刷头、阳光的笑容。这个英俊的暖男很有魅力，但不是我想象中的英语老师王亚军。

刚进入拍摄的时候，我每天回房间就把拍完的戏用黑笔划掉；拍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把拍完的部分撕掉。其实那些都是象征性的动作，拍得欣喜若狂也好，失望沮丧也好，都已是泼出去的水，我只考虑明天的戏。拍到最后两天，剧本只剩下了皱巴巴的两三页，捏在手里莫名感伤。

听到霍思燕有兴趣来扮演黄旭升妈妈的时候，我马上安排了与她见面。正好我们刚定了演黄旭升的雯雯，她俩长得很像母女。小霍说话的模样生动妩媚，举手投足都散发出性感的魅力，令工作室里所有的小伙子喜欢。聊天时，她多次把话题引到老公杜江的身上：他刚拍完《红海行动》从摩洛哥回来，他在拍片时受了伤，他为了角色每天健身……慢慢地，我意识到她原来是在用自己当诱饵，推荐老公来演王亚军。

138.内/外精神病医院 日

袁泉没有让我再等一个晚上。下班前我发现有个她的未接电话，马上回里屋给她拨了回电，她答应了来演刘爱妈妈。屋外安静下来，好像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手里的活，嘴里的话。等我聊完走出去时，看到黑板上写了四个粉笔字：申奥成功。我们终于签了第一个演员。

刘爱穿过一个四方的水泥院子，走到铁栏杆门外，黄旭升在栏杆里面站着，头发披着，胸脯丰满了，突然显得很成熟。

临走的时候袁泉说，再给我一天吧，我明天一定答复你。我说好吧，我都好多天睡不着了，多一天也没什么。这下她更不好意思了，说，也弄得我睡不着。

刘爱

聊了一会儿，我的助理从厨房端出一个大蛋糕，全剧组人一起唱了生日歌。唱完歌朴若木跟袁泉说，你如果能来参演，就是给导演最好的生日礼物了。袁泉不好意思得脸都红了。吃蛋糕的时候，我跟她聊起王传君，他们在《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过合作。袁泉特别欣赏王传君，也觉得他是王亚军的不二人选。

你妈让我来看你，她帮我开好的证明……我自己也想来看你，天天都想。

我生日那天，袁泉又一次来到工作室，跟我谈了对剧本和人物的意见。她仍然认为自己跟刘爱妈妈的角色不那么吻合，而且“文革”时代也离她的个人经历有些遥远，怕很难演得像。我告诉她，当年姜文让我去演《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林大夫时，我也觉得自己跟人物不像，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有盲点的。

黄旭升沉默着，一直没有抬头。很长时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我低头看窗前的长桌，上面放满了精制的、比例完美的模型，那是我们要搭建的景，以及景与景之间的地理关系：这里是“八一中学”，它正门有个大操场，侧面有个室外舞台，背面坡上有坟地、树林、溪水；坟地边上的小路一边通向锅炉房和洗澡堂，另一边通向宿舍楼，刘爱家在三层，黄旭升家在四层；这条老街上有面馆、羊蹄馆、小卖铺，还有阿吉泰的院子和家。我久久注视，让那个梦想中的“西部世界”，变得比现状更为真实。

刘爱

我想起剧本中王亚军念的莎士比亚台词，“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人到底只有这样一个选择。我只有继续。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在一次采访里说过，最令人兴奋的创作，往往产生于你觉得脚尖够不到水底的时候，觉得自己要被淹没的时候。艺术创作是一种求生，是把全部的、最纯粹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就是答案本身。

我以为你会哭，可你看着还挺好。

我望着窗外发呆，天色暗下来，玻璃上映出客厅那棵不合时宜的圣诞树，星星点点闪着喜庆的光，仿佛在嘲弄我的境遇。我完全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筹备了几个月，连一个演员都没定，现在又失去了这么重要的场景。我在这里干什么？处女作开拍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黄旭升用白眼翻了刘爱一下。他们就那样地站着。

宿舍楼是全片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开始到处求人。我前不久换手机时把当年的微信都弄丢了，好多人名和具体的细节都已模糊。只记得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说这是小事一桩，没问题，但几个回合后都打了退堂鼓，而且不能拍的理由也越变越离奇，我们所有的努力终于在开斋节前宣告失败。我们只得放弃原先的设计，重新找景。

刘爱

四月中旬传来一个糟糕的消息：天山厂内有好几栋苏联味道的旧厂房，空关了好几十年。制片沈斌早就跟对方谈定，将这场地改建成刘爱和黄旭升家的宿舍楼，没想到此刻被拒绝了，即使多出一些经费也搞不定，不是钱的问题，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哦，对了，王老师问你好。你看，他把词典借给你了。

袁泉一直没有明确答复。那两个月有不少明星毛遂自荐，想来扮演刘爱妈妈的角色。但是除了袁泉我无法想象别人，只好在一棵树上吊死。有时候找演员简直像在谈恋爱，一旦陷入爱情，渴望的对象很难被另一个人替代。

说着，就从书包里拿出那本词典。

春节后回到北京，袁泉穿着牛仔裤大毛衣，素面朝天地来到工作室。她跟我说，读小说的时候眼前出现的刘爱妈妈是我，而不是她自己。我说，这个人物让我想起我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内心隐藏了那么深厚的忧伤、温柔和渴望。袁泉说，她在《没有别的爱》中演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魔，长期陷在阴郁中不能自拔，现在希望演些轻松的人物，而《英格力士》又是一个沉重的题材。我说，我要拍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时代虽然沉重，但它因为爱得到救赎。艺术的救赎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将美丽带回人间。她问，剧本出来了吗？我说再过几天就可以给你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剧本，但是突然失去了给她的自信和勇气。当晚，我又把刘爱妈妈的戏仔细修改了一稿。

黄旭升眼睛一亮，但马上又黯淡下去。

几天后，我坐着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开在离家不远的太原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王传君，他正跟几个朋友拎着摄影器材走在街上。我摇下车窗大声喊他的名字，他不知声音从哪里传来，茫然地环顾四周，最后发现了车里的我，直呼其名地向我走了过来。就这样，我们在一座两千五百万人的城市里偶遇。如果再早两个星期——他来工作室之前，我们哪怕擦肩而过，也不过是陌路人。绿灯了，出租车加速往前开，侧镜里，远去的王传君比路人都高出一头。一只鸽子飞过光秃秃的梧桐树梢，我心跳加速，仿佛某种预感飞过我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