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 (第5/5页)

我迷失了我的路，我彷徨歧途，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样。他说，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他家里精通皮草，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定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

我自己的欲望的形象，从我的心里走出来，手舞足蹈。

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工资很低，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

闪烁的幻象倏忽地飞翔。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菠菜、带鱼的价格，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但那是具体的生活；手镯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

我要把它牢牢抓住，它躲开了我，它把我引入歧途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哥哥说，我觉着是蔡上国，他有时会来找姥姥讲章（聊天）。我问，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他说，要么是程十发。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他先认识的是哥哥。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住在程十发隔壁，有时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没人，就坐在程家等，这样几次就熟悉了。我说，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说，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蔡上国是富贵人家出身，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应该是他送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

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着，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轻时跟沈从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

那些童年的秘密心思，像在睡梦中被闪电唤醒，黑暗中的一瞥惊艳。编辑画册的时候，有人说，“猫鱼”跟孟老师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应该删掉。怎么能删掉？直奔主题真的是艺术的敌人。“猫鱼”的突然出现，赋予了文章神奇的品质。我能感受到哥哥注视它的目光是如此地强烈，并且跟随他视这条“猫鱼”为一种象征。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茶杯冒着热气。我们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给我看，说，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我也就没把它太当回事。好几十年以后，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有些也是很珍贵的，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

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这样写过：“看着自然界的事物——比方透过玻璃窗的露水看着远处月亮的微光时，我似乎更像在寻找——或被它召唤着去寻找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永远的、早已存在的景象，而不是在观察任何新的事物。即使是后者，我也总是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那个新现象，是在轻轻地唤醒我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家是一盘散沙，父母在美国进修，我常出外景、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但我们年轻气盛，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偶尔，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我和哥哥，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聊两句。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童年的“猫鱼”，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它是我们余生创作最汹涌的源泉，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每一个“奇迹”。我很难想象任何创作者的想象力与核心图像，不是潜意识中来自童年的、某个强烈的视觉感知或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