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鼓奏鸣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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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推断,”科拉莉娅说,“我们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可的因果关系模型,这些因果关系会紧随其后,用赏心悦目、和谐完美的链条将现实连接起来。”她举着手指继续说道:“没有比这更能误导我们的了。因果结构只是理智的基础和支撑,我们可以举例来说:一台自动扶梯,可以让我们不用举步就得以上楼。而脚步和迈腿呢,左腿的运动是否就是右腿迈开的原因?右腿的脚步是不是左腿挪动的结果?”她问道。“当然不是,”她自己回答,“脚步之所以可以和谐共存,共同构成了行走,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相互吸引,就如同对立性一样。但是对立性毕竟也是一种‘逆相似性’,不是吗?”
科拉莉娅经常提醒我们注意普遍存在的相似性。世间万物皆存在相似性,这只是个视角的问题。相似性将事物连成一个巧妙的网,让世界纷繁复杂的发型保持着光鲜整洁。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面孔的连续性着实令人着迷,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如此相似。我好奇的是,这种精确性是不是看起来就像高斯曲线一样,是否有着单调而均匀的分布,是否用简单的数学符号比用某种文学化的文字更容易描绘得令人信服?
她应该把我们所有人都记录在案了,包括每人的姓名、年龄以及眼睛的颜色。她了解我们的成就和挫败。她根据这份记录联系我们,要求一一做出回答。“科拉莉娅,我累了。<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我累了。<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我累了。<a id="jz_3_1" href="#jzyy_1_3"><sup>[3]</sup></a>”我说道,“我不舒服,我要回家了。我今天不是我。”每到此时,她会拿着体温计贴上我的额头,然后满意地确认我没有发烧。接下来,她看着我的眼睛继续检测(她的眼睛是灰色的,而我目光暗淡),她重复道:“你必须成为谁,没有别的出路。人总要被定义为某人,尽管这很烦人。即便是缺少特点也可算作一个特点。哪怕脱掉衣服后的你依然是你,只不过是裸体的,甚至昏迷后的你依然是你,只不过是无意识的,就算死亡也无法让你摆脱你的身份,因为那时你将是你的遗骸。”
正是这些面孔统治着城市。我慢慢地发现(这也许正是科拉莉娅的初衷),组成城市的既不是建筑物和街道,也不是地铁口,而是铺天盖地又融合在一起的面孔。这些面孔一个一个走过,就像那些著名的电脑模拟所展示的一样。这座城市就是由糅杂在一起的面孔所组成,它们散布在各个街区,但有时会因为某一刻的机缘巧合而相互撞见,比如,在运转的自动扶梯上,一个朝下,一个朝上;在相向而行的两列火车上,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在旋转的玻璃门前,一个进,一个出。
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坐在车厢中想,尝试着将自己融入窗外闪过的那些巨大建筑中。其实还是有一条出路的,那就是将自己忽略掉,忽略自己的重复性、预见性,将决定权从内部移到外部,移出自我,移给外面的世界,移到公园中,以寄望于偶然性。然而,这将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必须要停止将一切与自己联系起来,避免做出直接的条件反射,要将自己看作其他事物中的某个客体。放弃自己固有的观点,以及放弃说出脑子里蹦出的想法,就像不能吐出舌头上的口水一样,也不能再有习惯和嗜好,而要学会一直重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任何想法。”
还有一次,她在黑板上用外语写了一些动词的不规则形式。她最初给我们上的某一节课带给我许多思考——我们每人手上拿到了一块拳头大的黏土,她用我们自己的围巾蒙住大家的眼睛,让每个人用黏土捏件好玩意儿,一件身边的事物即可。我想捏个小动物——我们的城市里太缺动物了——小鹿或者哪怕小狗都好。结果当我把围巾从面前解下时,定睛一看,我塑造出来的居然是一张陌生人的面孔。
这种奇怪的渴望是从何而来的呢?我怀疑,是这座城市惹的祸。毕竟科学要研究人与地域的联系,事实上,城市的确会影响人。据说巴黎能让我们变得风情万种、精致优雅,纽约能让人更加精确务实、脚踏实地。人们都是这么说。城市自身就是某种边界不清、性质不明、变化不定的东西。它流动着。就像一艘游乐汽船在我身边漂荡,它没有自己的属性,因此才引人入胜。它将所有人圈入网中。正因其不确定性,才保证了每个最奇怪的渴望都能得以实现;正因其无形无迹,才促使每个不确定的可能性付诸现实;正因其没有中心或者外围,才使我们获得自由与平等。
锵锵复锵锵。
我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科拉莉娅式的耍聪明,我上她课的频率越来越低,即便去了也往往迟到。从小我就不跟时间对付——它要么偷偷溜掉,要么令人不安。
咚咚复咚咚,
某一天,我在某一刹那突然意识到“现在”意味着什么时,时间变得非常苦涩。因为“现在”意味着“不再”。“现在”意味着一切都在此时此刻不复存在,就像楼梯上烂掉的那级台阶。这是一个可怕的、令人惊悚的概念,它揭示了整个残酷的事实。
与君歌一场,
那是孩提时代的我,在自家门口吃着西红柿。那是某个下午,天色已渐昏暗的公园,最终崩解为亿万颗粒子。一切不可逆转。“现在”——是从未见过的大雪,是乌鸦的啼鸣,是四月的残酷。在我位于普希公园的房子旁,有紫丁香盛开——我又一次没能捕捉到它完全绽放的时刻,因为当丁香细小的花蕾打开之初,就已同时开始凋谢了。两年前的日食也与丁香开花相类似——全黑的月轮能够被看到时只能是“在那儿,在那儿”或者“已经过去了”。完全的时刻只能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过渡,是抽象的、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的虚妄。它是社会契约,是规矩,是无限近似,是为了心之所安和总体秩序打造出来的流行现象。
莫问何所馈,
我向科拉莉娅吐露这些疑惑时,问她,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以过去时态或仅以将来时态谈论自己呢?难道我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不是事实?难道从所有维度来看,这些话都不诚实?但她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非常坚定。这就是她。她说,人最大的特权就是拥有现在,这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东西。为什么要发明语言?就是为了控制事件从过去变成将来的过程,由此可以获得掌控时间的力量,可以停住时间,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在那一刻,人可以充满权威地宣告“我在这里”。拥有“现在”,意味着拥有自我存在的意识,意味着可以站在静止的台风眼中,打量着周围旋流般的事件,并发现旋流的轨迹,一次次翻滚,一次次归于秩序。她还说,若想拥有这样的特殊技能,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身处震中时,就不再能看到自己了,自己也就当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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