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月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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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午饭时，我都因那本写波兰的书而愤愤不平。

然后，我在一间小旅馆的酒吧坐下，点了一大杯健力士啤酒。教堂美轮美奂，我加入一群游客中，身穿传统苏格兰裙的导游声情并茂地解说，将游客们热切的目光引导到金库的方向。但是圣杯肯定不在那里，如果在，我必能感觉到。绵羊多莉是另一项科学实验，它神圣的身体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永生的奢望依旧渺茫。苦涩的啤酒有点上头，我冒雨返回了。

“波兰是一个国家……”我读给女主人听。

我这个人还是真实存在的。大约在抵达苏格兰一个星期之后，我第一次踏上了外出旅游的征程。搭乘双层巴士仅需二十分钟，便可到达罗斯林。我的自助游指南里推荐这个小镇，是因为有座非同一般的教堂<a id="jz_5_1" href="#jzyy_1_5">^[5]</a>坐落于此。教堂的墙上悬挂的美洲植物图画，比哥伦布整整早了一百年，这标志着，苏格兰人更早发现了新大陆。我对此无动于衷，因为历史对我而言似乎无关紧要。我想去参观的原因是前段时间听到这座教堂里可能隐藏着圣杯的传闻——可能至今尚在，也许是曾经收藏，如果圣杯真存在过。我在自己孤寂的房间中激动莫名，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就像爆炸”，这是借用了前一天晚上女主人对我说过的话。在罗斯林还有一家成功克隆了多莉羊的研究所<a id="jz_6_1" href="#jzyy_1_6">^[6]</a>。绵羊，羔羊，基督，基督的宝血、神躯、基因、染色体，永生不朽。所以，我发现自己竟不经意间处在了世界的中心，秘密的中心，一个小小的、苏格兰风格的、多雨的耶路撒冷。它是另一个维度的世界中心，外围的中央；是隐藏在人们熟视无睹之处的宝藏，是绣着蕾丝、镶着宝石的宇宙终点。我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一路行驶在绿油油的地表，潮湿、平坦、对称而又单调。教堂的门票花了两个半英镑。

她听着，放下了手中的餐具。

在我的托运行李——我用惯了的那些好东西——失而复得之前，她带我参观了书房。书房独立于整座房子的其他部分，需要穿过一个小庭院才能进入。其内收藏有1956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包裹着华美的深绿色皮革封套的精装版《世界散文集》，以及不少艺术类画册、拍卖目录、字典辞典，还有一些随机选择的哲学类书籍、几本世界历史和神话故事。因此，在我自己写的书问世之前，我就坐在书房的梯子上，一本一本地浏览翻阅。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居然有整整一个书架都摆满了有关波兰的书籍，我在其中发现了不少能让我提起兴致的。例如这本《波兰是个时不时从欧洲地图上弹出，但从未在同一地点出现过两次的国家》。还有这本：格雷夫斯<a id="jz_2_1" href="#jzyy_1_2">^[2]</a>于1958年撰写的大部头作品《神话》——作者在书中信心满满地用英语写道，西里西亚<a id="jz_3_1" href="#jzyy_1_3">^[3]</a>是德国的。当我在其中一本美国杂志上读到“波兰集中营”<a id="jz_4_1" href="#jzyy_1_4">^[4]</a>这个说法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天晚上，我跑到镇上的一个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国际长途电话，以此来提醒自己：

“是的，也就这一句是事实。”我接着说道，“我们像夜间的植物一样生长，一年只开一次花，在某一个仲夏夜。我们的种子沿着河流泛滥到全世界。我们只在战争、起义和历史灾难之际偶尔出现。我们频繁改变自己的语言，像每天早上换衣服一样。我们是杂种，我们的房子带轮子，我们的护照难以辨认。哦，我们写西里尔文字没有困难。甚至连我们的教皇都是便携旅行款的，一个穿着白衣服四处乱窜、不安生的家伙。我们从来也长不大，我们会在主菜上来之前就急不可耐地吃饭后甜点。我们确实是一个神秘的国家，有时出现，有时消失。这可能要归罪于气候，或者我们生活在广阔平原上。我们弱小的农业文明只留下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幼稚痕迹，让未来任何考古学家都忧心不已：

她问我关于波兰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在客厅里彬彬有礼地喝过咖啡后，我在地图上把我的故乡指给她看。她礼节性地做出了感兴趣的样子，扬起了眉毛。当我介绍这个地区的历史情况时，她只是平静地重复“是的，是的”。我突然意识到，这对她来讲无关紧要。她说自己觉得特别累，想早点睡了。

就剩下点烂鼓皮、破铅兵，还有几个实在不好发音的单词。”

我没觉得她是在恭维，但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似乎对她有那么一点同情——她的脸上什么也没写。

然后我们静静地吃了哈吉斯，她让玛格丽特再开了一瓶红葡萄酒。我们碰了下杯。当我们喝咖啡时，她消失了片刻，旋即带着一个相框返回。照片中的人物是一个身穿英国皇家空军制服的年轻男子，准确地说是个大男孩。他一头金发，留有短髭，笑容灿烂，目光坚毅地直视着镜头。身后的背景是一些起伏不大、难以辨认的景观。

“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你的脸上了。”她不动声色地说道，平静地把杯子举到嘴边浅饮一口。

“他的名字叫塔德乌什·波尼亚托夫斯基。”她说。

有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不太能控制住身体，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夸张的表情和激烈的手势。

她说出这个不太好读的波兰名字，“波尼亚托夫斯基”，语速略缓，发音完美，无懈可击。

我们心无旁骛地吃晚餐，古董餐具发出叮咚的声响。她审视着自己，谨慎地发问，柔缓地打开坦诚的空间，从不直奔主题，从不强人所难。这让我对她由衷钦佩。这就是他们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吗，从本质上说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式冷静吗？给对方一个存在的空间、自我的空间，让人循序渐进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处理一件多么微妙的事情。于是，我有些惊喜地发现，我也能做到，能够同等地呼应她。当我想向她发问时，首先会在自己心里将问题翻译成英语，经过这个小手术，问题会变得离波兰语原版远了一英里。因此可以说，英文翻译就像一架反转了的望远镜，使用它，就能让问题看起来推远，而不是拉近。这便是彼此之间的交谈给我带来莫大乐趣的原因。譬如，每一句回答都以“那么……”两个字来开头，这个词能够把你后续想说的话都置于一个神奇的问号下，让每一个你意图表达的想法都变得相对化。一句“那么……”，能让每一场激烈的革命都消弭于无形，每一个宣言的理念都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