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3/5页)

我不确定丹知不知道这个消息。我试着回想上次听他说的。丹的确提起过他的儿子，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表演意味，扮着无助的爸爸的角色。每次说到他又惹了什么麻烦，丹总要加上一句情景喜剧似的叹息：“男孩终归是男孩嘛。”朱利安在高中时曾被诊断出行为异常，不过丹让这件事听起来比较轻微。

火焰越来越微弱，无精打采地跳跃着。“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和那些女孩。”

“朱利安没有上大学。”

这句话说出来感觉很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对付的忧虑，现在我却缓缓靠近了它，哪怕是模糊地靠近。萨莎看起来没有不喜欢我的回答，更没有警惕。她只是看着我，满脸专注，仿佛把我的话吸了进去，给它们安了家。

“你和朱利安一起上的大学吗？”

我们去了镇上一家提供食物的酒吧。这似乎是个好想法，我们有了瞄向的目标。有食物，有运动。在那之前我们聊了很久，直到篝火燃尽，只剩下报纸的点点红光。萨莎把沙子踢到这堆余物上，她童子军般的兢兢业业让我笑了起来。我很开心能有人做伴，虽然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朱利安会回来，萨莎会跟着走，我又会孤身一人。尽管如此，能成为仰慕的对象也是件好事。因为基本上就是这样：萨莎似乎尊敬我十四岁时所经历的一切，她认为我有意思，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勇敢过。我想要纠正她，但是一片广阔的舒适在我胸中蔓延开来，重新占据了我的身体，仿佛我刚从药物睡眠的蒙眬中醒来。

“康科德，”她说，“挺烂的。”

我们沿着导水桥并肩走在街上。尖立的树木密集、阴暗，但并不让我害怕。夜晚笼罩上了奇妙的节日般的氛围，不知为何萨莎开始叫我薇。

茶太烫了。我们躬身在杯子上时出现了一阵寂静，稀薄的带有植物香味的蒸气熏得我的脸有些湿润。当我问起萨莎是从哪里来时，她扮了个鬼脸。

“妈妈薇。”她说。

萨莎安静地坐在桌边，研究着自己的指甲，带着无边的无聊叹了口气。我想起自己青春期的这种姿态——下巴向前刺着，像被错误指控的犯人一样盯着车窗外，却一直极度期待母亲说点儿什么。萨莎正等着我来打破她的自持，问她问题。我倒茶时感觉到她在看我。被人看的感觉很好，哪怕是猜疑的目光。我拿出了精致的杯子，沿茶碟摆了一扇荞麦饼干，不过饼干有点儿陈了。我把碟子轻轻摆在她面前，意识到自己是想取悦她。

她像一只小猫咪，温顺可亲，温暖的肩膀轻轻地撞着我的肩膀。我看过去，发现她正咬着下嘴唇，脸朝着夜空。可天上没什么可看的——雾遮住了星星。

她反应了一会儿才点点头，好像已经忘了我是谁。

酒吧里除了几张高脚凳，基本没什么东西。杂七杂八的生了锈的常见牌标，门口一对眼睛似的霓虹灯嗡嗡响着。厨房里有人抽烟——三明治带着烟味的潮湿。我们吃完后歇了会儿。萨莎看起来只有十五岁，但他们并不在意。酒保是位五十多岁的女人，似乎不管什么样的生意都让她感激。她看上去饱受生活的打击，头发让杂货店的染发剂弄得焦枯。我们差不多一样的年纪，但我不想往镜子里看一眼来确认这种相似，至少不在萨莎坐我旁边的时候这么做。萨莎，她的面容如宗教徽章上的圣徒，干净、纯洁。

“你要喝茶吗？”我问。

萨莎在高脚凳上旋转，像个小孩子。

我敲了敲她的门，可是音乐声太大了。我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有回应。暴露的无用功让我感到尴尬，我正准备逃回自己的房间，她却出现在了门口。她的脸仍然带着睡意的柔和，头发被枕头弄得乱蓬蓬的——可能她也正想要小睡。

“看我们俩，”她笑道，“玩得多开心。”她喝一口啤酒，又喝一口水，我注意到她这个一丝不苟的习惯，但这没能阻止她的神色低落下来。“我有点儿高兴朱利安不在这儿。”她说。

那天下午，我试着小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我躺在那里，盯着写字台上方悬挂的相框，照片上是一座沙丘，与薄荷草一起起伏。房间角落里的涡纹状蜘蛛网阴森可怖。我在被单里烦躁地翻来覆去。我太注意隔壁房间里的萨莎，她笔记本电脑里的音乐一下午没停过，我能听出歌曲中夹杂着的些微数字噪音，还有哔哔声和铃音。她在干什么呢？——在玩手机游戏吗？还是在给朱利安发短信？她一定是在用这些方式细心地照料着自己的孤独，想到这个，我心里突然有些发酸。

这话似乎把她自己吓了一跳。我知道这时不应该惊到她，而是要给她空间，让她慢慢绕到真正想说的上来。萨莎心不在焉地踢着踏脚杆，呼吸温湿，一股啤酒味儿。

我很开心萨莎终于换了音乐，这次是一个女人和着哥特风的电子琴在演唱，我从中什么都认不出了。

“他没告诉我他要离开，”她说，“到洪堡去。”我做出惊讶的样子。她干笑了一下：“早上我看不到他的人，还以为他只是在外面。这有点儿奇怪，是吧？就这样走了？”

我已习惯遇见旧日的遗迹——六十年代的余烬在加州那个地方随处可见。破旧的祈祷旗布在橡树间斑驳隐现，面包车永久地停在农场里，不见了轮胎。上了年纪的男人穿着花样繁丽的衬衫，身边是与之长期同居的女人。但这些是意料之中的六十年代的鬼影。萨莎对这些会有什么兴趣呢？

“是啊，很奇怪。”也许是过分谨慎了，但我防着激起她对朱利安正义的辩护。

我想象着应该会和萨莎在彬彬有礼的沉默中度过这一天，她可能会像只老鼠一样藏起来。她的确很有礼貌，可她的存在很快就变得明显了：我发现冰箱的门忘了关，整个厨房充满了外星般的嗡嗡声；桌子上扔着她的运动衫，椅子上摊开放着一本关于九型人格的书。她房间里笔记本电脑的扬声器传出吵闹的音乐。令我惊讶的是，她听的歌手有着悲伤的嗓音，当我想起大学里的某一类女孩时，伴随着的背景音正是这种。这些女孩在怀旧的哀愁中浸得湿软，她们点起蜡烛，熬到深夜，穿着紧身衣光着脚丫揉着面团。

“他发短信一直跟我说抱歉。他以为我们说过这个了，我猜。”

但接着发生了些事情——一个女人总在奇怪的时间点敲公寓的门，外祖母留下的象牙梳在浴室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有些事情我从来没告诉过大卫，所以不管我们有过怎样的亲密，那亲密也都自行腐烂了，蛆虫在苹果里扭动。我的秘密藏得很深，但始终是在那儿的。也许这就是那些事情会发生、另一个女人会出现的原因。这些秘密，在我们之间留下了一道空隙。不过，话说回来，你对另一个人到底能了解多少呢？

她抿了一口啤酒，蘸湿手指在木台面上画了一个笑脸。“你知道他为什么被尔湾大学开除吗？”她半玩笑半正经地说，“等等，”她说，“你不会告诉他爸爸的，对吧？”

我上一次和别人同住是几年前，那个男的在一所野鸡大学教非母语英语课。那种大学的广告在公交车座椅上随处可见，里面的学生大都是异国的富家子弟，想要设计电视游戏。奇怪的是我会想起他，想起大卫，想起那段时间我会想象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可以代替它的令人舒适的惯性，开车时传递在我们之间的舒服的安静，还有一次我们穿过停车场时他看我的样子。

我摇摇头，真是个乐于为青少年保守秘密的成年人。

即使在白天，萨莎的近身也逼着我恢复了一些常态。对他人固有的防范意味着我不能放任动物的感觉，不能把削完的橙子皮留在洗碗池里。我一吃完早饭就换好了衣服，而不是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游荡一整天。我还对着一管快干的睫毛膏猛敲。人们用这些劳作、这些日常任务赶走更大的恐慌，但一个人住让我脱离了这种习惯——没有什么重要到让我觉得有必要花这些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