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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来得真早,”她说,“我以为你又会在康妮那里睡觉呢。”
他站在那里,就像那些无缘无故在黑板下勃起的不幸的男孩子——很明显他在某种力量控制之下。也许性的留证在我身上以一种新的方式显现出来了。
我的任务让我成了母亲房子里的间谍,母亲成了蒙在鼓里的猎物。我甚至可以为和她的争吵道歉,那晚在安静的走廊里撞见她的时候我就这样做了。母亲微微耸了耸肩,还是接受了我的道歉,以一种勇敢的方式笑着。这个摇摆的、勇敢的笑,本来是会惹我烦的,但我已经是新的我了,我低下头,带着卑下的愧悔。我在模仿一个女儿,做一个女儿会做的事。我心中有一部分在暗暗激动,发现她已经够不着我了,每次我看着她或者和她讲话,我都是在撒谎。和拉塞尔的那个夜晚,那个农场,我心已偏向那个秘密之地。她拥有的只是旧世界里的我的空壳,全是些枯萎的残余。
“好吧,”我说,我担心自己会笑出来——泰迪看起来那么不舒服,“再见。”
苏珊沉默了一分钟,然后笑了,没有看过来。“好吧,”她说,我没有漏掉她语气里的考验,“你想帮忙,就可以帮忙。”
泰迪清了清嗓子,努力把声音压得低沉一点儿。“抱歉,”他说,“要是提基打扰到你了。”
“但我真的想做,”我说,“我想帮忙。”
我是怎么知道可以糊弄泰迪的?为什么我的脑子会马上搜到这个选项?夏至节之后我只去过农场两次,却已经开始吸收某些看世界的方式、某些推理的习惯。拉塞尔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到处是规矩的人,他们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成了麻木的奴隶,温顺得像实验室里被下了药的黑猩猩。我们这些农场里的人完全是在另一种层次里生活,我们与那些凄风苦雨做斗争。如果你为了成就更宏大的目标,为了进入更宽广的世界,而不得不去糊弄那些规矩人呢?拉塞尔告诉我们,如果你从那旧契约中抽身出来,拒绝所有公民课、祈祷书、校长办公室狗屁样的吓人策略,你就会看到并没有对和错这回事。他宽容的一视同仁把这些概念削弱成了空洞的遗物,就像一个已无权力的政府颁发的勋章。
“我不想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她笑了两下,“我不是那种人。”
我问泰迪要了杯喝的。我想着是柠檬水、苏打水什么的,但绝不是他给我拿的那种。他把杯子递给我时,手在紧张地颤抖。
她努着嘴巴,假装在犹豫,激得我的肚子也跟着倾斜了。
“你需要餐巾吗?”
“我想这样做。”
“不用。”他精神的紧张暴露在外,我微微笑了一下。我也不过是才开始学习怎样被人看。我喝了一大口,杯子里装满了伏特加,漂着一道细得不能再细的浑黄的橙汁。我咳嗽起来。
“哦,别,”苏珊说,她把最后一截烟弹出车窗,“你不用非得这么做。不过,你这样很贴心,”她说,“有这话就很好了。”
“你爸妈让你喝这个?”我边擦嘴边问。
这是真的,我总是无意中发现钱就躺在那儿:抽屉里,桌子上,或是忘在洗手间水池旁边。我有零花钱,但母亲经常会再给一些,有时是碰巧,有时就是随意地往钱包的方向一挥手。“需要多少就自己拿吧。”她总是这样说。我从来都是需要多少拿多少,找零也及时放回去。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骄傲中带着犹疑。他的眼睛里闪着光。我看着他,思考接下来该说点儿什么。这种感觉很新奇,不再是自己在那里担心,而是看着别人调整、担心自己的举动。我围着彼得转的时候,彼得也是这种感受吗?一种有限度的耐心,让人飘飘然又稍有点儿心烦的权力感。泰迪长着雀斑的脸发红,写满了渴望——他只比我小两岁,距离却不可逾越。我从杯子里喝了一大口,泰迪清了清嗓子。
“我可以弄些钱来。”我说,意识到自己急切的样子又畏缩起来,“我妈妈一直都把钱包放在外面。”
“我有大麻,如果你想来点儿的话。”
她不是在嘲笑,不真的是——她说得就像是在表明真相,用一个友善的耸肩承认了现实。就是在这一刻,那个主意向我走来,全然成形,就像是我自己想到的。它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是恰恰好的解决办法,一个闪耀的廉价饰物,伸手可及。
泰迪把我领到他房间里,满怀期待地看着我环视他那些男孩子气的新奇玩意儿。它们的摆放似乎是为了观赏,尽管全是一堆垃圾:一块指针不走的船长表;一座早被遗忘、已变形发霉的蚂蚁农场;一支残缺的箭头,上面的点画光滑发亮;一满罐一分钱铜币,像沉水财宝一样发绿、脏兮兮的。通常我会跟他开点儿玩笑,问他箭头是从哪儿弄来的,或者告诉他我发现过一支完整的、黑曜石做的箭头锋利无比,可以见血。但我感到有种压力迫使自己保持一种傲慢的冷淡,就像那天苏珊在公园里的样子。我已经开始明白,别人的钦慕对你是有所要求的,你必须围绕这个要求塑造自己的形象。泰迪从床垫下面拿出来的大麻颜色发褐,碎成了渣儿,几乎没法儿抽,尽管他递出塑料袋的时候带着粗蛮的自尊。
“我们会想到办法的,很快。”她瞥了一眼后视镜,“钱很紧张,但又躲不开这个问题。你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我笑了起来:“这跟土差不多了。不用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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