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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手指做了个摆手的动作。“噢，”她说，“你是知道的，我们有事情要做。不过是很多人聚在一起，”——她举起袋子——“这意味着有很多屁股要擦。我们有点儿缺钱，最近是特殊时期，不过情况会好转的，我相信。”

“他太自私了。”她说，“爸爸说我们可能必须搬到圣地亚哥。第二天他就走了，还带走了一包衣服和其他用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可能去了帕米拉姐姐在波特兰的家。我的意思是，我确定他们会去那儿。”她对着刘海儿吹了口气，“他是个胆小鬼，而帕米拉就是那种一生完小孩就会变胖的女人。”

“我们”，那个女孩是“我们”的一部分，我羡慕她的这种自在，羡慕她能确定离开停车场后该去哪里。和她一起在公园里的那两个女孩，还有和她住在一起的不管哪个人，大家会在意她的离开，也会大声呼喊着欢迎她回来。

“你说什么？走了？”我的声音早已被恐慌搅乱。

“你怎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苏珊说。

“妆化得挺好看，”她说，“你是特意为我化的吗？”她又往枕头上仰面一躺，“你绝对会喜欢这个大新闻。彼得走了，是真的走了，和帕米拉一起，真是个‘惊喜’。”她翻了个白眼，但说帕米拉名字的时候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她扫了我一眼。

“抱歉。”我下决心不让自己去挠蚊子咬的包，虽然皮肤痒得快抽筋了。我转动脑子想着该跟她谈点儿什么，可是浮现的所有选项都是不能说的事。我不能告诉她从那天起我是怎样在百无聊赖时经常想起她的，也不能告诉她我没有朋友，还即将被打发到寄宿学校——那个没人要的孩子的永恒自治国，更不能让她知道我在彼得那里连一个小光点儿都算不上。

康妮躺在床上，裙子被勾住了，我能看见她胯部的白色内裤，还有布满斑点的整个大腿。我进门时，她坐起来，眨了眨眼。

“没事的。”她挥挥手，“人们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知道吗？我遇见你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她继续说，“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你走过的路，都被你记在心里。”

“康妮在楼上。”他说。我看见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威士忌，泛着粼粼的光。我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房子里的危机气息，还有她父亲大白天在家这个不寻常的信息。

我还没有习惯这种直接的关注，尤其是来自一个女孩的关注。这种关注通常是男孩子的眼神瞄上了我，然后又带着歉意离开。我放任地想象着自己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苏珊的神色起了变化，我能看出这是她打算离开的前兆，但是我想不出该怎样扩大我们的交集。

几天后，我又去了康妮家——她父亲几乎立刻就开了门，就像正等着我来似的。他通常在乳制品厂工作到后半夜，所以我看到他在家实在觉得很奇怪。

“嗯，”她说，“我得去那儿了。”她冲一辆停在阴凉地的汽车点了点头。那是辆劳斯莱斯，上面覆满了泥尘。她看到我困惑的表情，笑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是一个人。估计康妮在她的小房间里抽上了，放着《说的就是第四街》，沉溺在受伤的、正义的放纵里。一想到彼得，我就感到被掏空了——我想要从那个夜晚飞掠过去，把我的羞耻变成某种模糊的可塑的石灰样的东西，就像关于陌生人的谣言。我试过对康妮道歉，男孩们像战地医护兵一样仍然担忧地围着摩托车。我甚至提出要掏修理费，把钱包翻了个精光，凑了八美元。亨利收下钱时用僵硬的下巴对着我。过了一会儿，康妮说最好是我直接回家。

“我们借来的。”她说，似乎这句话就解释了一切。

Flying A的店主是个胖子，柜台切进了他的肚子，他用肘撑着倚在那儿，用眼神跟踪我在走道的一举一动。我的钱包撞着大腿。他面前摊开一份报纸，但看样子他永远不打算翻页。他身上有种职务在身的厌倦神气，既官僚又神秘，像一个命中注定要永世守卫洞口的人。

我目送她走远，没有试图留住她。我不想太贪心，我对已得到的任何东西都应感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