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第5/5页)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三时五十分，在一阵强过一阵的焦虑感的催促下（据他自己说，就像是一阵又一阵的涟漪从手臂扩散到全身），他站起身，拨打110。一俟接通，就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呢，我得报警，唐南生被杀了。”接电话的是名姑娘，因为饱受报假警、报假案之苦，她一边说“请讲”，一边本能地提醒：“谎报警情可是要被行政拘留的。”
古今皆然，但是我要缓和这沮丧
“我怎么可能报假警呢？我知道唐南生老板被杀了。”潘洹夫说。
“啊，自然的微粒！”
“你慢慢讲，他被杀了，在哪被杀了？”
肥皂应被视为文明的标志
“我不确定是在哪被杀的，我知道杀他的都有谁。”
特别是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河床
于是，潘把那天聚议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与人员姓名，详尽说出。其中一人叫孟祎，他强调“祎”是“示字旁加一个韦字”，而非人们常用来写他名字的“一二三四的一”。“你们找这些人一个个问，没有问不出来的。”潘洹夫说。挂电话后，因为感到禁锢自身的道德束缚已解，他来到窗边，看窗外正燃放的烟火，朝胸前不停挥动右拳，后来又撕去二〇一九年日历的最后一页。在去公安局刑侦大队录口供时，他对民警说：“你不用保护我，你就跟他们说是我举报的，我承担得起。我的眼睛容不得任何沙粒，沙粒不取出来，我苟活何益？我若有一天为此事而死，也是死得光荣，死得其所。”
必须重视美、清洁和秩序
警方派出六队人马，将在红乌的六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另外三人有两人火速回来投案，一人尝试继续逃亡，虽然戴了防尘风帽和口罩，并且压低帽檐遮住眼睛，还是被外地警方很轻易地抓获。他们一个个股栗欲堕，汗流浃背。其中一人在警方还没有把他带到讯问地点讯问前，就已把杀人经过完完全全、详详细细地倒出来，使得同伙没有发挥之余地。
我沿公园的缓坡上行。每行六步，就因胸闷憋气不得不停下。我在此遇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诗晨。澹台主任和夫人一边往下走，一边大幅度做扩胸运动。擦肩时，他一拍巴掌，说：“这不是安顺老师吗？”澹台主任仅比我姐大一岁，可我总觉得他是上一代的人。这可能和他身居要职有关。澹台主任是邻县人，十七岁师范毕业，分配至我们红乌一家厂矿的子弟学校执教。因文采过人，被借调至市档案局、市委组织部。后官至市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又在林场、乡镇和市委办任正职。四十四岁时当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主任笔名“吴楚”，时有诗作在省市报刊发表。以前曾赠我诗集《中部省份的西格蒙德》，其中一段如下：
二十
我家门前铺的是水泥路。沿马路东行一百四十米，能找到通往人民公园的歧路。我父亲自二〇〇九年中风不良于行后，多半时间用于公园锻炼，期待能再次拥有如飞的步履，或者像骗子承诺的，“可以重新下地劳动”。直到二〇一六年十月凄惨地死去。我每次走进那条贯穿公园、被露水打湿的沥青路，都会想到父亲曾在此艰难前行。他用右手捉住蜷曲的左手，朝前迈出右腿，定定，然后将左腿朝空中划去，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眼前。我想到像蝴蝶一样围着他飞的好奇的小孩子。公园里有一些穿着透气、紧身运动服的跑友。二〇〇二年我辞职离开红乌时，县城还没人跑步。现在，不去健身的人似乎很少。就连我的母亲，也习惯在四点起床去做操。
永修路38号住着一对进城做早餐生意的年轻夫妻以及一双儿女。我对他们家有印象是因为他们房子面街的墙体，没有装窗子，露着两个很大的洞口。他们买房时房子就是如此，他们可能还想把它出售。我们知道，一旦要卖房子了，花在房子上的装修款就全打水漂了。不过我记得他们在永修路住下至少也有七八年。在这七八年里，他们那发育很早身材瘦长同时脸色酡红的女儿，似乎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她整天和弟弟，在马路和场基上，像狂蜂一样按“8”字形的轨迹追逐。总是她在前边跑，身量只有她一半的弟弟在后边追。总是她打一下他，或者只是做出打的手势，他就像感应机器人一样埋头追起来。我们在她的奔跑里看出真切的慌张（啊，她弟弟简直要吃了她），然后在意识到将对方落下太远后，又原地蹬跳，等待他接近。有时，她就是端一碗粥在门外吃，双腿也在持续不断地踏步。她的妈妈总是对那些被她冲撞得七零八乱的邻居说：“唉，我真巴不得她被汽车撞死。”
三
我忘记她是叫张霞还是张丽。
回家后，我按胡漾给的号码，向何辉东发短信，说明大致情况。此后我致电他。我有种感觉，我是在给一名仰躺在哪儿的醉鬼打电话。他抓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话，字与字间很间隔了些距离。几次我以为他睡过去，他又把剩余的话说完。“喂，哪里啊。有数。了。你等。着吧。我向冯。总汇报一声。去办。都是兄。弟。”他说。后来我只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我说：“何主任那我挂了啊？”不见他应声。我斗胆挂了。一直在旁竖耳谛听的母亲走出门去，将自来水公司要来维修的消息散布出去。我们在家等了近一个礼拜，不见谁来。
我问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本来是知道的，要死呗，你这一问，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这名不知道是叫霞还是叫丽的姑娘，在她倒了大霉的这天上午，从永修路西头的环岛，铆足劲朝东边跑。她在来往奔行有如相向移动的“撞岩”的车辆的夹缝中穿行，反超了一辆无声无息奔驰的电动三轮车。后来她跑向路边。她拨开几乎是刺向她的枝梢，以跨栏姿势飞过数个中心积水的沙堆。有一次她提前伸出并拢的双手，在它们接触到共享单车坐垫的同时，一推坐垫，将自己双腿摆到空中，从一侧翻越过去。人们看见奔跑的她脸上有两团小肉在上下晃动，辫子在脑后一蹦一跳。她张大嘴，像飞机将横幅拉出来并展开在空中那样，将要说的话扔向身后。“来啦，公安局的来啦。”她喊。她躲开一切危险，却几乎是在最平安的地方，像是被巨大的磁力吸附那样，扑向一辆从巷口缓缓驶出的小客车的侧面。“兀哪里叫作行驶呢，比乌龟爬行还慢。”司机逐一向人解释。有几人目击，不过他们婉拒司机要他们做证的恳求。他们都看见是她张大四肢，飞到车身去。她鼻子被撞平，一只眼睛又青又紫，难以睁开，一只手脱臼。有人怕她窒息，说要把她舌头拉直。司机就着自己的车，把她送往医院。
我知道这条路在故乡无法走通，毋宁说是确认它走不通。不久，我与初中同学吃饭，聊及此事。胡漾说有朋友叫何辉东的在自来水公司。胡漾拨打何辉东电话。胡的手机底部有一排孔眼，从孔眼里传出何辉东的话：“你说的事我能不办吗？”
在她报信之后一刻钟左右，一辆轮胎有微波炉那么粗的特警防爆车、一辆福特福克斯警用轿车、三辆瑞风警用面包车、一辆法医用车、两辆施工车、两辆装满工人的大三轮车以及一台挖掘机，带着一股巡游或接受检阅的凝重，依次开进永修路。直到来到我们家附近，才停下。一批辅警提着锥筒下来，以那棵看起来又长大不少的伞状的树为中心，设置一个面积约大于一百四十平方米的警戒区。十五名警察、辅警背着双手，站在警戒区外沿。我在微信朋友圈和一些群里看见有超过三十人发布视频。有些人是站在人群外拍，他们高举双手，使镜头越过挤挤挨挨的前人。有些人是通过自家二楼的窗户往下拍。有一人是透过屋顶麻将房的窗子往下拍的，画面中出现自动洗牌的声音以及挖掘机那高举到空中的橙色长臂，不过后来证明这机器没发挥什么作用（也许它起的唯一作用是为不停赶来的围观者提供一个指路明灯）。拍摄者一边拍一边压低声量介绍，他们说的话以及采用的夸张语气几乎一样：“快滴昂喏（快点喏），嗯搭都来壳哦喏（你们都来看喏），唐老板个尸要挖去来哦（唐老板的尸要挖出来哦）。”这些视频的碎片，组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使我对这件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前的事有了充分的了解。这一天，天气阴沉，根本找不到太阳在哪。建筑物像浸在乳白色湖面的座座岛屿或停泊的船只。不过，近处的能见度又出奇地好。每个出现在镜头里的人都像被特意抠过图，留下发亮的轮廓线。包括长着卷毛的棕色小狗，镜头纤毫可辨地拍下它四条腿先后落向地面那勤勉而欢快的过程。因为寒冷，人们在镜头里咧开嘴，牙齿打战，搓手，或者将手插在袖子里。警戒的警察普遍穿着带毛领的警服。如果有人尝试往前跨上一步，他们就会将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出来：“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一名似乎是带队者的警督拿起话筒大声说：“肃静，肃静。”他这样喊并无必要，因为人声哪怕是异常嘈杂，也不会影响挖掘那有条不紊的进度。不过警告还是起了作用。在往地底下推进的电镐停止工作时，现场只是传来一些咳嗽声以及像是有很多老鼠在棉花地里穿行的窸窣声。那是人们默默往前挤时羽绒服擦来擦去的声音。围观的人很多踮着脚，也有人踩在砖头或找来的凳子上。人一共围了七层。在人民北路和永修路上，不时还有新听到消息的人骑电瓶车赶来。最里一圈的人获得观察的最佳视角，他们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像抗洪救险的官兵那样，表情坚毅，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有一些卖水果、零食的在附近转悠，有人因此在这里吃上热乎乎的水豆腐。
我们命名大姐为C。C叫我找A，A叫我找B，B叫我找C，如此沿一定路径不停流动，情况有点像矿井里的“循环风”：
在三台电镐的击荡之下，一块有我们家客厅那么大的地面——它就像一块打着黑色补丁的鸽灰色地毯——被分化为一颗颗碎片。红色的土基显现出来，四五名工人上前，高举锄头挖掘。锄刃挖进去后，他们借势扒拉一下，以使泥土变得更加松软。一会儿，他们暂时撤下，顶上来四五名持铁锹的工人，后者用脚踩住锹肩，使锹头没入地面，然后把这一铁锹的泥土铲出来，浇向一边。那棵长势喜人的伞状的树，被刨了出来。它被抬上三轮车上时，根部还紧紧抓着大量的泥土。考虑到挖出来的砾石及泥土可能含有证据，警方铺开聚乙烯彩条布将它们盖住。在今冬的第二场雪，像撕碎的纸片从天空晃晃悠悠飘下来时，从现场传来消息。一名哑巴工人把铁锹往地上一插，指着某块地方向警察示意。“啊吧，啊吧。”他这样发音时看不出来有多激动也看不出来有多不激动。警察循着哑子坚定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泥土里伸出了一根像是胡萝卜的手指。今后的挖掘工作改由法医及其学徒进行。几乎在人群想朝前挤上一步的同时，执勤的警察往外迈出一步，扩大警戒范围。法医对着现场拍照，然后和学徒推测出尸体在泥土中的位置，用石灰标记出。石灰线外的仍用锄头挖掘，石灰线以内的则用小平铲来铲。一会儿，死者的胳膊显现出来。一会儿是鼓隆的肚皮。随着尸体暴露得越来越多，空中开始弥漫一股惊人的臭气。就是一万篮的臭鸡蛋、一万对死鸟、一万担厨余垃圾外加一万缸的粪便，也比不上如今人们正经历的这股像蘑菇云一样向外扩散并且其威力并不随着扩散而减弱的臭气。长着灰羽的麻雀从天空笔直掉下来。一些自豪能挺过严寒的花朵开始发皱，自枝条掉落。人们普遍头晕脑涨，眼睛翻白。有的人还没来得及跑到沟边，就已开始呕吐。有的一边呕吐一边翻滚自个儿，这也是奇观吧。警察都戴上口罩。事后，我的母亲在我的姐姐、妹妹协助下，给家里每个地方打上消毒液，用毛巾擦，用水清洗，复又喷上芳香喷雾。面街的窗帘也全部撤换。过去我母亲总是不舍得扔这个不舍得扔那个，这次都被我姐姐和妹妹随手一扔，就扔了。她没有半点异议。尸体完整显现出来后，法医和学徒用毛刷细心刮走上面的泥土，好像是清理一件工艺品。唉，“那模样实在吓人，说起来也使人不寒而栗”。唐南生的腹部挺得差不多有我们吃饭的桌子那么高。全身漆黑、肥肿，像“熟得裂开了表皮”的烤红薯。可能是光线的原因，在另外一则视频里，尸体的颜色又和葡萄一样紫。看起来他就像一只酒足饭饱的青蛙，正张开四肢躺在地上晒太阳。有人说他双臂之所以张得这么开，是因为生前双肘被用反关节技术掰断。一名学徒用竹竿挑落缠在他脚踝上的带蕾丝边的丝绸三角内裤，另一名学徒张开塑料袋袋口，让这条沾满泥土的内裤落进去。唐南生的阴囊胀得像只大柚子。那男性标志物被剪掉，如今塞在他的嘴里，鼓鼓囊囊的。就像普鲁斯特形容乔托壁画“七恶质”之“贪欲”（嫉妒）一样：“为了把蛇含进嘴里，她的面部的肌肉全都鼓起来了，就像小孩儿吹气球一样。”唐南生生前曾对一些性服务者说，他平生最大愿望是死，第二大愿望是能亲吻到契弟，如今有人打包满足他了。唐头顶那绺宝贵的头发、一对吊梢眉以及还算浓密的花白胡子全被拔光，饱满的额头上留着边缘整齐的小洞，都可以通过这些小洞猜到砸下去的石头的大小。他的颈部留下多处被撕扯的伤口和斑纹，法医在泥土里找到钢丝钳。应该有人用钢丝钳拧住他颈部的皮肤，旋转几圈，然后扯断。在泥土中还发现大量的发暗的血迹以及一只拉锁式透明塑料袋，袋子里保存着一张材料纸，写着：
“你不懂拨打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吗？要我教？”她说。
有天为证！
“我要修水管，我屋里快没水了。”我说。
神龍見
我决定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母亲说：“打了啊。光一家打没有用，要十家一起打。可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没法打。年轻人都在外头。即使在屋，也不见得齐心。”我说我总得试试。我从网上搜到自来水公司客服电话。能判断出接电话的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姑娘。我们命名她为A。A说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让我记下维修部号码。我没听清，她耐心复述。我拨打至维修部，接听者是一名年过而立的女人。我们命名她为B。B心中有无尽的烦躁。之所以说话还礼貌，是出于谨慎（比如：万一来电话的是巡视组的什么人呢）。这种礼貌异常冰冷，甚至可以说寒气刺骨。她让我打电话至北郊分公司。我查找到该分公司电话，拨打过去。接听者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姐。她冲着我的耳膜大喊：“你做么事？要做么事？”
可、军
将洗澡时，我打开热水器，发现只有少量的水像伤口的血一样，从花洒浸出来。我打车让司机带我去澡堂，发现原本建在电池厂和通江东路的两家扬州洗浴中心已经关张。司机说：“家家户户有热水器，谁愿意来澡堂洗？”最后我到宾馆开钟点房才洗成澡。
口、疋
母亲提到，隔壁邻居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处理的办法是在家里装上价值四五百元的增压泵，或者在楼顶装水池（一说水塔），将水抽上去贮存，使用时再输送下来。具体原理我不懂，也未去实地察看。我只听母亲嘟囔，自打邻居这么干，分摊给我们家的水就更少了。
慢、快
“慢慢积水呗。过去在农村，没自来水不是一样生活？”母亲说。
one Dream
“那怎么生活？”我问。
Song’song
天井下的水井已填上，地面贴着像河水一样呈亮灰色的瓷砖。这块地方应被视作穿堂，连接着客厅和厨房、卫生间。我注意到卫生间贴墙安装着一根水管。水龙头的扳手开关被转到一个位置，水从出水口滴滴溜下，坠入水桶。我想到，这是一种生活经验，或者说生活伎俩。单位时间出水量虽少，但水表内红三角不转，因此不用缴费。况且只要不管它，一上午的工夫，它就准能给你蓄满一桶水。要到解手，我才知事情并非如此。从马桶水箱压不出水。我得用瓢到水桶里舀水，冲掉秽物。“是水只有这么大，厨房的水也只有这么大。”母亲说。我将厨房水龙头的扳手开关几乎转到顶头，发现水流也就细线那么大。母亲说：“这还算好的。一到大家煮饭、洗衣，就更没水。早上打开水龙头，水还是黄的。要放一阵子，水才清了。”
金中飒
我走入在永修路30号的家。我要在这住上些时日。父亲是三年前辞世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获得自由。葬礼结束后，我们从她脸上看见一种被解放的欣喜。十三四岁，她就开始照料自己的父母。后来和我父亲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她将五个孩子照料大，又开始照料孩子的孩子一共五人。此后，她又开始照料卧床的我祖父、我祖母和我父亲，直至他们先后辞世。现在，虽然被糖尿病、心脏病折磨，她仍然享受一个人待在家、自由自在的感觉。她掌控着这幢房子。没人能把她请走。
東東東
二
孙权拜将
后来因自来水久不能接通，农商街居民在房子里掘井、装手摇水泵。我记得作为中学生的我和弟弟，每天不得不手握摇杆，各自压够两百下，好让鼓着大腹的粗陶缸注满水。我们都责怪对方压的次数不够，在偷懒。我一边压，一边望向盖住天井的玻璃。光线透过它照下来。我在想：“还有比这种枯燥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吗？”后来我在越来越多的名人著作里看见同样的感慨，比如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要么说“再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要么说“我想，几天之后，囚犯就会上吊”。最近我在读韩炳哲的《娱乐何为》，发现在第五十一页，编者提供了这样的注释：“埃古普托斯希望自己的五十个儿子娶他兄弟的五十个女儿，达那俄斯被迫同意，但却命令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四十九个女儿遵命而行，因犯罪恶，被罚日夜打水，而水缸永远不满。”我记得自己在参加警校新生军训时，因无法忍受教官命令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做同样的动作，而选择罢训。二〇〇二年，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我辞职离开红乌。
己亥年癸酉月癸丑日月圆之夜
汽车经过占地面积达六十亩的市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有一万三千个座椅，是中乙一支球队的主场，报道说常有数千人观赛，我去过两次，都只有几百人。在体育公园和高铁站周围，是挖开一半的山体，露出整整一面的红土，远望过去，会发现它有一种往下不知为何的呆滞感。汽车通过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北上，经过人去楼空的钢管厂宿舍，右转，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毗连红乌站的永修路。过去，永修路叫农商街。几乎在红乌站建成的同时，农商街夹道建起两排三层的商品房，我父亲在路北买下一幢，左邻姓梁，右邻姓温，如今这两家均已易主。我祖母和父亲都是在这幢屋内辞世的。他们在生前最后几年饱受疾病折磨，我记得父亲已经死了，喉结那还鼓动一下，呕出一口黑血。母亲有一次说，她听见死去的我祖母在阴暗的室内一边摇扇一边走动，不停地诅咒她。买这幢屋是我父亲一生所做的最失败的决定，让一大家子人住进商品房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原本应该是故乡少有的几个理性的人，能站在事情面前认真分析。我仿佛听见开发商对他说：“就差你一家了，你住进来咱们就和自来水公司签协议，接通自来水。”或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这就是那九位自认为是“义士”的人所留的代号。他们既不想直接泄露姓名，又不想让报复变成彻底的匿名行动，从而削弱报复的快感。他们的签名力透纸背，看得出他们对此还是蛮感过瘾的。根据王池深、孟祎等九人供述，他们以自来水公司名义聘请三名异地农民工，对永修路上破裂水管进行更换，然后，又支付人民币九千元整，请三人在唐南生经过时将之击昏。事发时间是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晚八时许，在唐被击昏后，王池深一方派遣三人接替农民工，在洞穴内对唐进行处理。这样的处理据说包括对着奄奄一息的受害者宣读一份长达六页的判决书。处理完毕后三位农民工返回，对尸体进行掩埋。我们永修路很多人都记得这三位农民工，特别是那年轻的小伙子，从他宽厚的双肩似乎能生出无穷的力量，为人也伶俐，脸上神采奕奕的。相比之下，另两位显得死气沉沉。可是一切记忆止步于此，谁也记不清他们具体长什么样子。在生活中，谁会花心思去记忆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员、一名清洁工的样子呢，我们只要通过他们所穿的制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就行。这使我想起博尔赫斯所热爱的作家G.K.切斯特顿，他写过一篇名为“隐身人”的小说，说并不是没有人进入发生谋杀的房子，而是进入房子的那个人——邮差——被人们从心理上视而不见。
“行吧，加。”我说。
等到唐尸被挖出来，我的很多街坊都在拍脑袋，说：“嘿！我怎么就想不到呢，就埋在我眼皮底下。”他们因此记起两名实习警官来到这里，千百次地问他们：“在路面上可曾发现什么异常？”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和我一同出闸口的不足十人，我们作为一支渺小的军队行走在有二十几亩地大的广场。一块块、足有四十万块的正方形大理石砖拼凑成它。广场边缘停靠几十辆出租车。一些司机跑来揽客，其中一名说：“一位一位一位嘞，你一来咱们就走。”但在走近后，我发现车里并无其他乘客。“你再等等，再等一位咱们就走，”他说，“或者呢，你加五元钱。”
他们的眼睛千百次地扫向那被填平后又浇过柏油的地方，就是想不到尸体埋在下面。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我自豪于自己有不少这样感觉敏锐的读者。不过今天所写的这篇小说，更多的意图是让读者看见生活的某一块，或者某一面。生活滚滚向前，我们在其中浮沉，我扫描出其中一段。大意就是这样。
它说得没有办法再有道理。
现在科技太发达，高承勇、劳荣枝以及韩国著名电影《杀人回忆》的凶手原型，均被查出。那三位农民工被捕获应该也是迟早的事。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两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七年九月，这座高铁站开通运营。从此红乌到武汉和北京的行程分别被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和四个半小时。我是从故乡亲友的微信朋友圈知道这一消息的。对久居红乌、因志气和体能丧尽而失去迁徙可能的人来说，这条消息是对他们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会带领他们进入虚幻之境。同样的幻觉在一九八九年武九线红乌站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在同年底红乌撤县建市时出现过一次，在二〇一〇年杭瑞高速公路红乌段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每一次，人们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事实较凄惨。火车给红乌带来的只是几个骗子，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而捎走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要去大城市挣钱的劳力。有几年春运，火车门根本不开，人们不得不砸烂车窗，将亲人连带行李塞进去。在二〇一五年第一期的《世界轨道交通》杂志上，一篇署名吴献龙的文章谈及高铁的“虹吸效应”，它这么说：“中小城市利用高速铁路带来交通发展、吸引人才聚集的想法并不能实现，而是更多的资源、人才被沿线的大城市所吸引，造成小城市越来越缺乏活力。”
有一些人为唐南生的死鼓掌、放炮竹，更多的人则是哭泣。有人烧纸钱祭奠他，祭奠时告诉死者，就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下旬，在唐先生您故去两个月之后，有份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五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这五条——特别是第三条：打造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仿佛是在重复唐先生您的说法。唐先生您要么用自己超人的智慧预见到一切，要么能力通天，在规划还处于起草阶段就接触到它。真可谓天不假年，天不假年呐。如果不是王池深那几个庸俗之人多事，唐先生您现在都已带领更江南集团上市，这会儿准在纳斯达克敲钟了。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啊。
一
为起尸而新挖的大坑，过了很久才填上。仍旧填补上柏油。仅仅为着辟邪，我的母亲用铁丝和篾条，将二楼冰冷的窗台改造为一座小的花圃。一开始她只是去市场买回盆栽，后来试着自己培育、种植一些。从此这里挤满鹅黄色、桃红色、紫色、白色、蓝色像是“打开了它们的钱包”的花朵。很多人路过时驻足，向我亲爱的母亲致敬。街坊们模仿了这种做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市区到处出现这样漂亮的窗台。要不是城管及时出面阻止，在窗台种花就会成为我们红乌往下延续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美好习俗呢。
骗子来到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