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 (第5/5页)
据朱莉拉的造句练习题，她的妈妈爱吃辣，爸爸穿格子内裤，阿姨生病了，马克有三十二个橡皮。周六陪妈妈去趟办公室，朱莉拉描述了一个尴尬又真实的场面：
每月一两次，不同国家的驻华大使馆会提供场地举办讲座：荷兰、土耳其、新西兰、冰岛、德国、阿富汗。大使老婆团就忙着构思讲座，联系嘉宾，做活动宣传。作为助理，我会参加她们每月一次的会议，负责做记录。我还会参加每次的讲座，并写出活动报告发到她们的网站上。薪资只有一千二，而真正的收获是美食福利。到冰岛的大使官邸吃早餐，能让我一早起来就兴奋地出门坐上地铁。印度大使馆的自助餐，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我们在办公室等待一个对于妈妈来说很重要的人。妈妈给他介绍了他们在做什么，介绍完就想要给他看看我们的比萨店。我们点了单，准备吃饭。爸爸也来店里了。他去了厨房，并吵起了架。妈妈的客户就说：“我有点事情，先走了。”送完他以后，我去跳舞了。跳完舞回家时，妈妈很难受。爸爸做了晚饭，妈妈头很疼，不想吃饭。
要找到比我更闲的人，要去三里屯。更具体点，要到大使馆里面。这件事情也有利诺的影子。刚到北京，我们去各国大使馆听讲座的时候，利诺认识了一个做幕后工作的男生，是个和我们一样的留学生。那些讲座是由一个非营利组织举办的，组织成员大多是不同国家的大使们的妻子，因此下面简称为“大使老婆团”。过了一段时间，利诺得知那个男生要离开北京，大使老婆团中的活动助理岗位也就空缺了。不知是不是嫌弃我和他一样闲，也不知算不算恶意推荐工作，利诺列出了助理岗位的一系列好处，建议我投简历试试。我也就去了。
连朱莉拉都懂了，这些老外不靠谱。那时候，我刚拍完了个学校的作业，准备周五晚上带全剧组吃杀青饭。何东带上了几瓶朋友送的好白酒。终于卸下了拍摄的压力，我就喝大了。第二天早上9点，要给朱莉拉上课。
在日料店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象自己在国贸生活的细节。我在什么公司上班？国际贸易公司吗？而且我做什么？翻译吗？听起来是我可以做的。或者，这毕竟是想象出来的世界，为什么不能更偏离自己的实际情况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是在投行做分析师呢？那样的话，圈子也不一样。同事或朋友晚上会约我去喝威士忌吗？周末打高尔夫吗？对不起，我对投行分析师真是没有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会干吗，在哪里住。在人生的那个版本里，我可能从来没去过海淀区。立水桥？听都没听过。我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我奋斗的动力是什么？升职吗？升职又是为了什么？面子吗？还是为了跟上消费欲望？我对这个人感到有些陌生，毕竟我们始终没见过。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连洗手间都没有的日料店。忙了一上午的投资分析，还要跑一百多米到旁边的大厦才能洗个手吗？真实的我都放弃了。
我居然醒了。8点多。从床上爬起来后，我赶紧拿起桌子上的钱包。仔细检查后，是空的。我很久没有通过钱包寻找关于前一天晚上的线索，试图填充断片期间所消失的记忆。我记得晚上7点出门，钱包里有八百块钱。我约了剧组去五道口的一家粤菜馆。我记得当时就想着，刚好把抽屉里的这些现金给用上。我给朋友发微信问：“我昨天买单了吗？”他说买了，刚好是八百。
我喜欢去国贸。出门前，我会仔细挑衣服，尽量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年轻白领的形象。午饭高峰，我会去一家繁忙喧闹的日料店。我一点也不赶时间，可是为了符合店里的气氛，我还是会快点吃。在这样的地方，坐在其他桌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抽出空，暂停下当天的工作，到外面吃一顿。他们马上就要回公司了。所以我要像他们一样，专心干饭，同时思考下午的事情。我努力模仿大家的样子，偷偷拿出手机查骑车去日坛公园的路线。要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么做，我觉得是因为能够减压。穿上国贸装，我可以忘掉海淀的那些破事，什么作业、勘景、找演员。到这里表演，像是从平时的生活里请了个假，体验一些你没有选择要过的人生。
脑壳疼，也只能怪自己了。我努力地把身体带到了地铁站。幸好，周六早上的车厢并不挤，可以坐。我有九站的时间来做勉强面对世界的准备。到了亮马桥，我从地铁的黑暗里走出来，买个牛角包，扫辆单车，仿佛开自动驾驶般骑到朱莉拉的家。
我变成一个城市中的过客：不断地左右漂着，轻易地出入各种场景，满足于仅当个配角，再转场到下一个。我经常忘记自己是一名研究生。这个外壳像一本护照一样便利，它允许我顺畅通关，到处被认可。我用它来探索这座城市。北京很平，地铁线的地图也平。但我感觉它是有层次的：比起东南西北直线行进，我似乎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之间切换。知春路是盲人按摩，亮马桥是西餐，朝阳公园是足球，胡同是诗歌和电影，三里屯是各国大使馆。保持流动，就能继续穿越。
朱莉拉的妈妈开了门，让我换拖鞋进去。她走进美式风格的厨房，围着岛台忙活，边烤蛋糕边和客户打电话。我到客厅找朱莉拉：她已经坐在桌旁，成功在妈妈面前扮演乖巧完成作业的好女儿。工作日上课时，家里只有阿姨，没有爸妈，我对着兴奋自在的朱莉拉尝试讲语法，她听了两句就转移话题，开始给我汇报她当天在学校都发生了哪些搞笑的事情。周末爸妈都在，她知道及时调整状态。她偶尔会碰碰我，低声开个玩笑，紧接着恢复一本正经的样子，继续上课。我工作日的待遇是阿姨送上的一杯白开水。周末，朱莉拉的妈妈用家里的咖啡机给我做了一杯浓缩。
我学利诺学得那么像，他都要开始模仿我了。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放弃北影小区的房子，和我一样回到学校住。钱不太吸引我们了：非必要，就不工作。只要给我们时间，其他的无所谓。我们像是在学校争取到了某种经济庇护，并打算好好珍惜。身在福中，我们一定要知福。从莎士比亚那会儿到现在，时代变了，需求不同。我要当威尼斯的闲人。
那天，我真的该拒绝。经验教过我，用咖啡缓解宿醉不是什么好办法。只不过朱莉拉的妈妈一问喝不喝，我感觉如果拒绝了大概会需要编出一些特殊的理由，毕竟我以前从未拒绝过。而我当时的思绪严重跟不上和她交流的节奏，想不到理由，所以就答应了。喝完，我脑海里出现了今天最糟的结局：和朱莉拉上了十几分钟的课，我就感觉不行了，干脆和她妈妈认错，这次的费用不要了，下周再补一节。我对这一幕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当了研究生，我便获得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身份。每当别人问起，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读研，但又似乎不用在日常生活中为此负责。每天的时间很多，像一张充满可能性的白纸。这并不给我带来任何空虚的感觉。在机构教书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够忙了。其实，我那会儿又羡慕起利诺。不是因为他的中文，而是因为他手里的时间。和我的决策不一样，他早就申请了奖学金。研究生入学前的整整一年，他带着生活费和租房补贴到学校上汉语班，下午就在家画画，约朋友去电影资料馆，周末去三里屯给两个中产阶级的孩子教教法语，轻松搞定他的零花钱。客观来讲，他赢了。我每天像条钟摆，随着惯性在地铁五号线的两端来回摆动。利诺过得很滋润，我活得很累，最后自己手里的钱也没有比他多多少。我甚至开始对他心怀怨恨。这就不对了。我决定，不能厌恶利诺。相反，要以他为榜样，改造自己的生活。承认自己的策略有错误，不丢人。像非洲作家丹比萨·莫约所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现在也不晚，现在也行。利诺，要闲就一起闲。
咖啡所带来的短暂的清醒让我度过了前半个小时的课。效果渐渐变弱，我决定试试到洗手间用凉水给自己提神。回到客厅，朱莉拉说她也想去洗手间。过了几分钟，她表情迷惑地走到我面前说：“你干吗用这么冷的水洗手啊！”跟喝不喝浓缩的提问一样，我这下也说不清了。我问她为什么不把水调热一点。
走出学校，到西土城站坐上地铁，我感觉自己在北京了。车厢混杂的噪音中，顺时针方向的十号线列车到北土城站，再到三元桥、团结湖、呼家楼。我下车走进换乘通道，戴着耳机快步前行，仿佛成了尼克·霍恩比小说里的人物：迷失在人流中，被城市的齿轮所吞噬，我也能装作自己有事情干。
“不行，”朱莉拉快速回答，仿佛她知道我会问这个，“需要等很久才能调温度，这样会浪费很多的水。”朱莉拉，你放心，咱昨天光喝白酒，水省得也不少。
——苏格拉底，公元前5世纪，希腊
我又跑了几趟洗手间，尽量安静地吐了一点点，又回来面对朱莉拉的疑问：“你怎么总是去洗手间呢？”她妈妈回到卧室里工作了，爸爸那天始终都没有出现。没有人监督她，朱莉拉比较放松。她讲到前几天在小区院子里跟姨妈一起堆的两个雪人。故事讲完了，她直接站起来小跑到客厅的另一边。我们一起站在客厅的玻璃墙面前，朱莉拉边讲边用手示意堆雪人的场景。冬天中午的阳光打到我们脸上，照亮窗外的望京。朱莉拉讲着讲着，我酒醒了。
小心忙碌生活中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