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 (第4/5页)

失去的是生活的节奏。二十多或四十多，你可能过得都一样：还是那些教育行业的工作、那些酒吧和出租车、那些快递和高铁。尽管有积蓄，但没有成长。你交了张门票钱，梦幻岛负责幻想，可不管别的。职业规划、自我价值、艺术创作：这些都很容易被自己无视掉。

“也酸。”

2008年，里克带着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来了中国。他和朋友从苏格兰开车出发，决定一路开到中国。一辆灰色本田带他们穿越欧洲，经过土耳其、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即使凌晨3点到达汽车旅馆，里克仍然会坐下来，在睡前坚持写旅行日记。快到边境，他们才得知不允许开车进入中国。原计划失败了，他们继续开车到俄罗斯，经北欧返回苏格兰。历时一百零三天，行驶了两万四千一百四十公里，里克回到了原地。

“不酸吗？”

到中国以后，里克的梦想只持续了三个月。那段时间，里克想的是不要去上班，要写一篇小说。他要写，也确实制订了个计划，但很少有一次超过一个小时的写作。至于要写什么，他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些模糊的小说想法、零散的故事和场景。里克记得某一天，他真的坐下来写了一两个小时，写了几页的东西。这也是那三个月里唯一的收获。

“痛。”

里克考虑去做雅思考官。他觉得那样的工作挺好的，会让自己有写书的时间。但是，后面的十几年过得比想象的更快。由于工作性质，里克一直在路上，跑全国各地去面试雅思考生。只要在移动中，里克就感觉生活在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前进。即使连续多年每周都去哈尔滨，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他仍然会感到兴奋。里克像是走上了一台薪水还不错的跑步机，似乎也没必要停下来。

“酸还是痛？”

加上每年一两次到亚洲其他国家旅行，去美国自驾游，里克感觉自己的生活相当充实。他比较满足，缺乏创造第二种生涯的推动力量。渐渐地，里克甚至不再把它当作一种可能。他只是继续做他的工作，不嫌弃做考官的收入和出差住的那些酒店。当考官简单，都不用教课，这是什么天堂呢！日常中所有做的事情，仅因为发生在复杂的中国，总感觉比在老家更有趣点。不写小说，里克也完全能够习惯这种生活。里克感觉自己找到了第二个青春，而且这也许比第一个还要好。

“酸。”

下了班，里克会见朋友，喝酒，喝太多酒，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除了工作之外，他无法进入做别的事情的状态。主要是，他无法完成任何一个项目。里克有一首从十九岁时就开始演奏的曲子，经过二十来年无休止的修改，仍未被做成过完整的歌曲。里克至今还在做雅思考官。

“酸吗？”

在梦幻岛上，你能感到每天的匆忙，却感觉不到每一年逝去的必然。

我去知春路的盲人按摩店办了一张卡，在那里认识了三号老师。他三十多岁，来自甘肃，是店里的资深技师。他手法比较重，疼点找得很准。仿佛是在赎罪，我努力忍受。“痛吗？”三号老师问。“还行。”我试图骗自己说。“痛！”撑不住的时候，我还是会承认，且默认这意味着认输以及痛苦的结束。“那就对了。”三号老师说，并以同样的力度继续按。

周二晚上，是我美食朝圣的时候——那天比萨半价。我坐地铁十号线，出站走几分钟到福弥——亮马河边上的意大利餐厅。餐厅的原名是“Fiume”，河。讽刺的是，由于亮马河的景观改造工程，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河里没有水，给在福弥就餐的体验打了一定的折扣。工作日的晚餐，客人极少，气氛安静，有时只有我和服务员。我喜欢一个人去，不用和别人对上时间，还不用说很多话。福弥是我在城市中的静修。透过玻璃墙眺望河对面的小区，我貌似能够和自己的生活拉开距离，所有的情绪都会得到平复。不管多忙（其实也不忙），我都不会错过这一周一回的比萨仪式。

“亲近自然，回归传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和老许的相处大幅度滋养了我的疑病症。在北京的夏天，我躺在床上，听徐文兵和梁冬聊《黄帝内经》。他们谈论古人的习惯，批评现代人的毛病。透过徐文兵老师的滤镜，周边的生活简直充满对我们身体的威胁：办公吹冷空调、下楼吃冰淇淋、运动完喝冷饮、回家吃冰西瓜。出个门看见街上的人，感觉他们都在自杀。我开始担心自己身体里的寒气。它是从哪里来的？已经在我这里待了多久？在餐厅，服务员拿着冰水壶走过来时，我只好拒绝，问有没有开水。我感觉自己是一名到处抵抗邪恶寒气的孤独的战士。我没有明显的疾病，却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

意餐，大跃啤酒，当学生也追求朝阳区的消费时，就得补充补充收入。通过某个在北京的意大利人的群，我找到个活儿。东直门一家比萨店的老板想让自己的女儿学意大利语。他老婆是中国人，他是意大利人，但没时间教。时间上的灵活使我顺利地打败竞争者。面对中产阶级的客户，我想起利诺在三里屯教法语的经历，便告诉自己：开价千万不要客气。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我甚至能考虑周末也去福弥了。

至于活动背后的大使老婆团，只能说利诺也会羡慕她们。她们最闲。归根到底，她们成立的是一个贵族般的俱乐部。白天，丈夫处理正事的时候，她们由私人司机送去赴麻将约。丈夫给她们唯一的任务是不把事情搞砸，因此讲座需要注意避开过于政治敏感的内容，特别是对外宣传的活动标题。一个坚持想要举办女权方面讲座的成员后来离开了大使老婆团。据我了解，她现在在卖有机果酱。

女孩叫朱莉拉。白天，她去上意大利使馆的学校。她其实口语交流没什么问题，只是搞不懂意大利语的语法。为了练习时态，我让她写关于下次放假的期望和关于过去的某段记忆。我让她每天写日记，练习写作，顺便让我了解她的生活。我通过日记发现，朱莉拉生活上的问题能很快得以解决。11月17日，她抱怨自己没有朋友，一到教室，其他人就躲在桌子下面。11月18日，她和奥洛拉聊了天，商量了去奥洛拉家住一晚的事情。11月20日，她和全班同学一起玩耍，偶然将一把椅子扔到同学的头上。

讲座本身的内容范围很广，从中国的天文研究和经济转型，再到实验水墨的艺术和白塔寺的街区更新。在大使馆里，我认识了艾杰西，一个在胡同里开了剧场、举办中英双语即兴喜剧工作坊和演出的美国人；会武术的吕克·本扎和会北京话的安地，他们是国内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那种老外。在这些安静的夜晚，我和中国的距离逐步拉近：面对这些活生生的人，历史事件和文化产业不再抽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