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交流 (第4/5页)

罗马时间1月30日晚，总理孔特宣布意大利首次确诊了两例新冠病例，是两名中国游客。意大利选择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成为欧盟第一个采取防疫措施的国家。

“他怎么回答？”

在伦敦机场排队入境，何东说自己的心情相当复杂。是要继续戴着口罩保持安全，还是摘下来，融入来自全世界的乘客？这一句在2020年说的话，事后看来如此意味深长。

“他说，那你可以在上班的第一小时完成你的工作，后面的时间想干啥就干啥。但后面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什么精力去做别的。”李老师给我倒了一杯菊花茶。坐在她后面的一对夫妻听到了，打量了我们一下。

到伦敦之后，何东在群里跟我们报平安。他说首都机场都很正常，“除了戴口罩和填一个小表格，没有什么特别的”。敢不敢在飞机上摘口罩吃饭也是让大家纠结的问题，特别是在长途航班上。“最后我还是把一切都吃光了，”何东说，“除了那份沙拉，看起来很恶心。”

“下班回家要看儿子。我丈夫偶尔带他半小时，就说他很喜欢陪孩子，很放松。”

疫情依然是比较新鲜的话题，大家对此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见。我们只有个别的案例可以拿来下饭闲聊。一个波兰留学生去武汉找女朋友，不知何时能出城。本杰说上海的一个学校通知了家长，2月18日前不会开学。

上大学的时候，李老师会在北京参加一票难求的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放映。她写的论文讲述的是T.S. 艾略特诗歌中的和解主题。但这些都不再属于她现在的生活了。它们成了一些只能在多年后吃顿水煮肉片去怀念的岁月的废墟。桌子上的菜还剩比较多，李老师让我全部带回去，她说她儿子不吃辣。

确实我们是店里唯一一桌客人。那会儿还没有健康码，也不用出示核酸证明。巴基斯坦老板亲自走到我们桌，给每个人测体温，再让我们点一盘玛莎拉烤鸡块咖喱。本杰从公司带了包口罩，在餐桌上分给我们。何东第二天就飞英国，他说没事，让我多拿几个。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出现过新冠导致的死亡病例。

5月有了正常生活的模样。后海的老人在钓鱼，路边的师傅在配钥匙，锻炼区域的情侣在打羽毛球，小卖部的老板在睡午觉。杀虫公司来学校清洁，我去东大桥看牙。外卖员跑写字楼，福弥开放了亮马河边的座位。我路过一所学校，站在外面看着学生的体育课。经历了过去三个月，似乎任何生活的痕迹都能吸引我，甚至打动我。

我们决定去汗巴巴。我给店里打电话，而这被何东形容为“历史上最无用的预订”。

从3月开始通过微信和我对接一些游戏翻译业务的李娜约我线下见面，想聊聊我们长期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在东直门的当代MOMA吃北京菜，饭后到隔壁的她家坐下来喝茶。她丈夫是一名资深喝茶爱好者。他打开客厅里专门放茶叶的柜子，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每一罐分别是从中国哪里淘回来的。

但本杰还是觉得眼前的情况不太妙。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他劝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戴口罩，勤洗手”。他说，通往北京方向的公交都停运了。他建议我们吃饭不要跑太远，还是留在学校附近好一些。那天上午，我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厅办公，顺便骑车遛了一圈，找找还开着的店。

我们围着茶几，坐在非常矮的木凳上。她丈夫讲起了点什么，说到一半却停下来了。我无措地怀疑自己是否漏听了他那番话的结尾。他开始泡茶——开水被倒入盖碗里，正在等待。

1月27日，大年初三，我们约了最后一次饭。当时，湖北省共计有两千七百一十四例新冠病例，北京才八十例。北京部分餐厅不营业，主要是因为春节假期。三里屯一家墨西哥餐厅在微信上发通知，放假期间正常营业。海报上写着一系列承诺：及时消毒桌子和打扫卫生间、让员工戴口罩和测体温。对于到店的客人，没有任何要求。科罗娜啤酒二十五元一瓶，一百二十元一桶。

“他泡茶的时候不说话。”李娜及时说，也许意识到丈夫的停顿使我有些困惑。我默默点了点头，免得说些干扰茶道的话。

何东和本杰准备回国，但这和刚刚开始的疫情无关。何东只是想回趟家，而本杰需要在澳洲处理一些签证上的问题——他爱上了一个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决定辞职去海口学书法，所以要回国重新办签证。他们都计划2月份左右回来。衣服、相机和白酒，也都放在北京的住处没带走。我打算留在学校专心写东西。

“我认为茶是有生命的，”她丈夫回过神来，“泡的时候，我宁愿只和它互动。”他坐在我对面，而坐我右边的李娜忙着烧香。我好像陷入了某个邪教，但它并不暴力，并且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借着谈工作的缘故，我被邀请进来。现在，我正试图了解它的内部运行。

味道很甜。太甜了。一口一口，我努力保持着一副满意的样子。望着窗外，我看到街上的雪，听到老板说：“这特别适合夏天喝。”

烧香的事情在我意料之外。这明明是李娜的主意，而她丈夫对此做出了让步。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问他喝茶适合配什么吃的时候，他说什么都不要配，因为除了茶之外的任何气味或味道都有可能破坏体验的纯粹性。如今允许烧香，应该是某个理事会的成果——不同派系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和需求，并在保护核心原则的情况下达成了共识，实现了变革。肯定有过一个类似的过程。也许还有点导火索事件，烧香之战什么的。

“瓜茶，”老板说，“我请你喝。”

“我们可以聊，”他自然地接着三分钟前的话题讲，并没有忘记自己在说什么，“但不能走出这个门。在学术界……”

年后，餐馆老板准备关掉实体店，只做外卖，争取不再赔钱了。订单在家里做，微信群里有超过两百个想吃卤肉饭的大学生。老板还想卖饮料，以台式奶茶为主打。我注意到餐馆柜台上的棕色饮料，就问老板那是什么。

“你觉得这茶怎么样？”李娜用尖锐的声音打断他并问我。虽说他们一定程度上相互协调，但李娜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更轻松的、不谈论学术问题的频道。

“你知道那是谁吗？”餐馆老板说，“是超市的三个老板之一。他很有钱，想多给点就多给点。”

我说像威士忌，有种天鹅绒般的质感。但我越试图解释，就越说不清它们的相似点。茶和威士忌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形成，它只是一个让对方感到疑惑的想法。也有可能李娜不喝威士忌。

“没有一百！”老板连忙回答，但是钱已经转了。他付的大概是整个餐馆昨天的收入。他们关系比较熟，后面就聊家常。他向老板祝福新年好，接着拿起给儿子的卤肉饭就走。

她丈夫问我在欧洲如何看待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他非常尊重欧洲，尽管他认为欧洲效率有些低，人太软弱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别人家做客、喝茶、聊事情，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社交维度——你没有在工作，但也没有完全放松，还是需要在线的。在缓缓刺激神经的茶叶的效果下，你可以聊历史、政治和电影，然后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多少？一百？”黑羽绒服的男人边问边扫码。

李娜叫我“Ale”，我的意大利语名字。应该读“阿雷”，但她用了英语发音，说成了eil，像个艾尔啤酒。

老板背对着客人，边忙边淘气地说：“好，反正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艾尔，我们需要今天之内做完翻译。”她对我说。那天是周日，我已经有其他的安排。我说不行。“没问题，艾尔。”她平静地回答。

“那你就放点别的。我跟儿子说，下课了就别吃东西，回家有卤肉饭。多放点饭，他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