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交流 (第3/5页)

“是，速冻的多。楼下有个很大的速冻库。前几天领导过来说，就算外面断货了，我们自己还可以吃大概三个月的饭。”

虽然出入管理没有被彻底地废除，但是有好转的信号。变化不管多渺小，还是可以让你感到希望的。

“食堂主要是速冻食物吗？”

有老师约我跑步，先是在学校操场，后是在校外，她专门申请的。在豆瓣上发了一些记录学校生活的日记后，我收到河南读者寄来的大包装卫龙辣条。临近研究生开题的截止日，学校让我自己用一个教室，方便专心赶进度。我每天像上班一样，拿着电脑穿越校区，走到C楼的607室。那是我曾经去上中文课的地方。过了四年，它成了我的办公室。在607室，我听音乐，看杨德昌的电影，读意大利的新闻。待在一个不为吃饭睡觉而设计的空间让我找回一些疫情前曾有过的尊严。

小哥的家是河北的，但他说村里管得严，比大城市严。至于他为什么想去山西，我就觉得不用问了。当宇宙的边界变成学校的铁栅栏，谁不想去山西呢？不去山西才要问。他所说的“去转一转”，已经是充分的理由。我们继续聊。

在校区里走着，我经常能看到忙着各种活的维修大叔。你总是没法说清楚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他拿着水盆洗停在学校里的车。他飞速骑着电动到校门，取一杯咖啡送到老师的桌上。

小哥向我报道美国和意大利最新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他比我都清楚。他是年前来学校食堂打工的。时机不妙，一进校就出不来了。我问他这段时间都吃些什么，是不是一直吃食堂。人只要够无聊，就会变得比较好奇。他说想吃啥都行，还可以下楼到清真餐厅烤烧烤。喝点二锅头、啤酒，吃烧烤。

“为什么要买？”我问他，“我们最近楼里不是有免费的咖啡机吗？”

打菜小哥要走了，不再打菜了。他要去山西做艾灸的生意。我说，我还蛮喜欢去做艾灸。说这句话让我仿佛回到疫情前的时候。周一晚上去朝阳公园踢球，周二晚上去亮马桥吃比萨。说起各种疫情前的习惯，好像说的不是自己，而是曾经活着的某个人。

大叔指着他手里拿的纸袋上的牌子，坚定地说：“这个好喝。”

刚买的韭菜饼不是他帮我装的。我还在想，熟悉的打菜小哥到哪去了？不穿工作服的他让我体验到一种认知反差。就像当你在剧组习惯了看到某个演员演某个角色，等杀青之后，这个人终于又变回了自己，跟你聊他或她真实的生活，你就有点不适应了。

从4月份宿舍楼里有免费咖啡机起，大叔开始喝咖啡，并对不同的口味有了自己的意见。没咖啡豆的那天，我就自然而然地跟大叔说了。

过了一会儿，他出现在我的右边，在离我三四米的地方蹲下来，我这才认出他是在学校食堂打菜的小哥。在如今冷清的食堂里，他依然热情高涨。就算你敷衍地指出你想要的那些菜，他也会及时地向你报菜名，似乎能让它们变得更好吃。

“不是我的权力。”他回答。大叔说，管理咖啡豆是前台女士的权力：“她学历比我大。”

身边没有几个熟悉的同学，我开始和校工交流。买完早餐，我坐在长凳上，对着春天8点多的阳光，吃个韭菜饼。目光往下一移，是已经关门超过两个月的学校超市。往右一看，是学校食堂。正在上楼梯的是个穿休闲衣服的男生。他转身看我一眼，接着往食堂走。

那段时间，前台女士喜欢在前台摆一个“值班人员暂时不在，有事请打电话”的牌子。她会在校区里散步，跟朋友视频。我虽然对此没有意见，但不得不承认，替代前台女士的牌子确实在工作上有做不到的地方。

食堂还开着。早餐的供应时间是7点半到8点半。为了赶上饭点，我定闹钟，随便穿点什么下楼，顺便解决每天小程序打卡的任务。迷迷糊糊地弄这一切时，我曾经勾了“最近十五日内接触过新冠肺炎感染者”的选项，并迅速接到班主任的关心电话。我从此养成了喝完咖啡再打卡的习惯。

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叔绕过前台到后面的柜子里找咖啡豆。那里有各种咖啡粉、咖啡豆的盒子，不过奇妙的是，大部分是空的，像是摆在那边的奖项。终于，大叔成功地找到里面有咖啡豆的盒子。

但不管你是否接受，现实还是会来的。离开校区变得比较复杂。即使申请通过，也顶多会批准两小时的外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出门经常会在路上花一小时。来回一趟，朋友还没见，时间就用完了。加上疫情初期的保守心态，2月份校区就变成了我全部的世界。

他边倒豆子边重复，这样的事情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她一副不关心的样子，没有回答。她还要去通知其他学生。她期待的是赶快忙完回前台刷视频，而不是和一堆外国人进行出入政策探讨。

“我只是搞维修的。”大叔抬头笑着对我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否定现实。“怎么可能？”我对前台女士说，“我还是得出去。”

我忙着准备开题的资料，一直到月底都不怎么找老师开出门条。

选择留在学校的留学生也不多。气氛很沉静。何东走了，房间变大了。我正在看《马男波杰克》的第六季时，听到有人敲门。是楼下的前台女士，她挨门挨户地通知学生：从今天起，原则上不能出学校。出学校需要说明理由、提交申请、等待批准。去机场和其他国家不受影响。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走，能否回来就另说。

5月份，出入管理进一步放松，允许学生申请一天的外出。我通常需要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在朝阳区“谈合作的影片”。5月5日，我骑着小单车，时隔半年再回到北京的胡同。我在清真的小吃店吃早餐，看到在鼓楼面前拍婚纱的新夫妻。我买意大利葡萄酒和意面。

我对于那些在意大利生活的中国人的遭遇感到心痛。至于我的安全，要不要离开疫情重灾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猜测，这个问题过几个月怎么也会被解决。反正三月份要开学，对吗？

每次想申请出校，我需要联系李老师。在讨论这些规则的时候，她是唯一不急于为学校辩解的老师。她单纯和我聊天，和我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交流。有天中午，她开车带我去校外，到公园里的川菜馆。

“怎么着，你回来吗？”远在意大利的舅舅给我发消息说，“再这样下去，机场会不会关掉？”

她是会说出“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样的话的人。桌子上，我和李老师之间有一条鱼。餐厅窗外是公园的小河，在河的对岸，几个老年人走着放风筝。“你知道，需要小心，”李老师说，“低头玩手机在公园走，会看不到那些风筝的线，有可能会被勒死。”我嘴里的鱼一下子就咬不动了。

这对于在意大利生活的华人不是一件好事。我2018年在北京教过的学生现在在米兰读书。她说，商场的柜姐和中国人讲话都戴上了口罩。地铁上，很多乘客看到中国人就会远离，把围脖竖起来遮住嘴巴和鼻子。中国人需要和朋友、老师解释，他们不吃蝙蝠。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选择全球后来会使用的名称“Covid-19”。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人，大家都叫它“中国病毒”。

我们仿佛是经常一起聊日常的朋友，吃了几口菜，她就聊起她的丈夫。李老师说，她无法被他理解。

那两名中国游客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1月23日跟团从武汉飞米兰，到达几天之后开始出现症状。他们酒店的经理接受媒体采访说，当时是太太联系了前台，说丈夫发了高烧。酒店叫了救护车，夫妻二人被送往传染病研究所接受隔离治疗。同行的十九名游客一起在医院进行医学观察。

“我对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工作，不想干了。”